文章选自毕淑敏《我很重要》
最近几个月来，吃过最美味的一餐饭，是在乡间的小山村。正午时，背靠着池塘，秫秸搭成的简易凉棚下，主人端上自家种的玉米和土豆，还有刚刚从水中打捞起的半尺长的鱼，在炭火上烤熟。
那鱼从中间剖开，平铺在黯哑的火焰上，一条好像变成了两条。浑身披挂盐霜，硬而微黄，好似生了薄锈的盔甲。吃到嘴里，鱼刺和鱼肉都是干脆而火爆的，咯哧哧，似嚼着一袭土色的蓑衣。我问主人，用了什么调料呢？
老大爷嘬着旱烟嘴，含混地回答：“盐。”
盐是不消说的，看得见，而且，无所不在的咸。我说：“还有呢？”
主人吐出一口烟雾，清晰地答：“没有了。”
我不相信地反问：“没有花椒大料？没有豆豉辣椒？没有蚝油香叶？没有……”
主人打断我：“你说的那些，都没有。光是盐。”
我说：“今天才知道，盐是这样好吃啊。”
主人就笑了，说：“你这个人啊，整差了。盐并不好吃，好吃的是我们给自己预备的这些个出产。乾隆年间老辈子怎么着种，咱现在还是怎么着种。”
我反驳道：“乾隆年间老辈子好像没有这种甜糯玉米。”
老人笑笑说：“你这个人还好较真。种子是没这会儿的好，我说的是种法。我们给自己吃的东西，用的是土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更没有激素。”
说到这里，他沧桑的脸上露出一点点不怀好意的浅笑，说：“有件事，我一直整不明白，总想找个不见怪、不爱生气的城里人打听打听。”
我说：“您打听吧，我不见怪也不生气。”
老人家清了清嗓子，以表明他将要询问的题目是多么不同寻常。在咽下了几大口唾沫之后，他说：“我们在庄稼和菜叶上，用了那么多化肥和农药，眼看着活蹦乱跳的虫子眨眼间就扑啦啦死了一地，可你们城里人一年到头吃的就是这种粮食和菜，怎么到如今还没有被药死呢？”
他原本就有地方口音，因为踌躇加之不好意思，让方言味变得更加浓厚。“药死”这个词，在他的发音里，说成“约死”。
我听懂了他的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第一个反应是为自己吞下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加激素却“约而不死”，依然活蹦乱跳地大吃东西而深感惭愧。仿佛某人喝了一肚子污水、咽下含有痢疾杆菌的腐肉，还若无其事，近乎妖精。
我说：“抱歉啊， 我也不知道自己至今为什么还没有被‘约死’……”
在一旁偷听我们对话的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解了我的围。他说：“早年间，有一个广告，唱的是‘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记得吗？”
“记得记得！”我们说。
小伙子接着讲：“人就像害虫。打了农药，有些人生了癌症等恶病死了，有的就产生了抗药性，不死。你们这些不死的人，就像活下来的害虫，有了抗体，反倒更坚强了。”
周围的人偷听到我们的话，七嘴八舌道：“是啊，是这样。你看蟑螂，你看老鼠，不是一直被各种药饵毒杀吗？绝了吗？没有！越杀越多。城里人也跟它们似的，毒不死的。”
我拿捏不准自己作为城里人的一员，在农药和化肥的围攻浸淫中，至今还活着，是该自豪还是该悲哀呢？
“我们从来不吃给城里人准备的东西。我们把给自己吃的东西和卖给城里人的东西，分成两地块，绝不掺和。今天给你们吃的，就是平日留给俺们自己吃的东西。”老人家非常热情地说。
我望着他善良而沧桑的脸，不由自主地点头。我搞不清这点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对他好客的褒奖感激？还是拿不准自己如果是农人，也会加入“看人下菜碟”的大军？抑或听天由命地深刻无助？惘然。
泾渭分明地把种粮的人和吃粮的人，齐刷刷分开，给自己留下清洁的食品，然后用慢性毒药去“约”他人，这是生存的智慧还是蓄意的谋杀？
我不敢生出责备老人的意思，倘若自己是农人，很可能也出此下策。面对现今中国的普遍现象，无奈，只得寄希望能变成杀不死的青虫。
前两天看报纸，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二以上。可否这样说：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吃的食品，其实是那少部分人不喜欢吃，不屑于吃，也不敢吃的。
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
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曾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信条。现今在“吃”这个天大的问题上，美德尽失。
分手的时候，老人很开心地告诉我们，他的一双孙儿女，都考上了大学，以后要成为城里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