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中央规划粤港澳大湾区有何战略考量

中央规划粤港澳大湾区有何战略考量
来源:海外网 作者:海外网编辑 2019-02-19 00:00:00 A+

【侠客岛按】

18日晚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2.5万字左右。

做为国家级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从去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昨晚的《新闻联播》在描述这一战略时,再次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样的描述,规格可见一斑。

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份近期规划到2020、远期规划到2035的重大纲要,对粤港澳地区、乃至对于中国来说将带来什么?

从2016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对这一规划开始了论证与政策建议。19日,我们与IPP的领导者郑永年教授,就此话题进行了一番探讨。以下是对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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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侠客岛:从去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到2019年两会前规划纲要落地,中间经过了接近一年时间。去年我们在专访霍启刚等粤港澳地区代表委员的时候,大家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关注。为什么纲要出台的时间这么长?

郑永年:从概念到政策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也显示出高层的重视。中国的创新实践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经济开发特区,十八大后的自贸区,都是如此。这次花这么长时间,我想主要是为了避免“为了创新而创新”,避免为了特区而搞特区。对比此前广东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可以看到,纲要的出台是内容逐步在充实。

这恐怕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有关系。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实之前也说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纸面上打转。最高领导人亲自抓起来之后,经过大量调研,制订可行纲要,还任命了常务副总理去协调。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也类似。

相比京津冀,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京津冀还是省份之间的协调,大湾区则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要考虑各方意见。

精心构思考虑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审慎科学的决策。

2.侠客岛:2016年的时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为智库向中央提交类似的建议报告,我看消息说当时用的名称还是“环珠江口湾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论思考?或者说,从中央的高度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永年:规划有时代背景。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从数量型经济到质量型经济的转变,国内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怎么走,如何创新。

现在我们谈粤港澳大湾区,大家会说,那我们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不够。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大湾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应该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曾经进入谈判的TPP。

为什么?因为和这些地区类似的是,粤港澳也面临资源整合的问题。

大陆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都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更是产业单一。三地都面临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比广东强的多,但也没有市场。香港800万人,有8所不错的大学,过一座桥,深圳2000万人口,没有类似等级的大学,甚至广东接近1亿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为什么不整合起来呢?

我在欧洲工作过,欧洲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就很密集。英国脱欧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以前欧盟有大学的科研基金,英国的学校从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现在可能就没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权国家,资源还能频繁流动,我们是一国之内,不流动反而造成巨大浪费。

从历史上看,欧洲能从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欧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它现在也面临问题,因为没有超越主权政府的实体组织从中协调。

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而可以避免欧盟的弊病:粤港澳三地虽然是“两制”,但我们是“一国”,有中央政府从中协调。换言之,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既对标欧盟的高标准、好做法,又避免欧盟缺乏协调产生的弊病。

3.侠客岛: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这个地区的GDP已经接近10万亿人民币,接近纽约湾区水平,旧金山湾区的两倍;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3倍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则是这三大湾区加起来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却反复说,不要单纯把大湾区理解成“经济上的大湾区”,说这不仅对于地区GDP意义重大。为什么?

郑永年:我在此前文章中说,对地方政府来说,不要觉得大湾区仅仅是个经济项目。当然,没错,这肯定会促进经济发展;但要超越简单的经济思维。大湾区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板。

我们说国家竞争力,什么是国家竞争力?一说到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我们就想到硅谷这些,这是平台。一个国家需要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平台,而且是有操作性的平台。未来世界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中国以什么来吸引世界的优质资本?就需要大的平台。

早期中国经济体量小,一两个项目就拉动经济增长了。现在只靠某些地方、某些项目,拉动作用不大。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

现在全球的局势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要更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才能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大湾区就是这样的谋划。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太大了。华尔街不会放弃,欧洲、日本也不会放弃。

4.侠客岛:您好像也很关注大湾区对于“一国两制”的深化作用?

郑永年:对。港澳地区的制度我们说五十年不变,但是要互相适应。我们不照搬美国、欧盟的制度,但是也要通过学习、借鉴和实践,产生新的制度。你不能说前49年都完全不变、到第51年就自动变嘛,那就太剧烈了。不要机械理解这种原则。

现在内地和港澳都在适应对方,也都各自在产生着变化。况且这里的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致的,没有障碍。大家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社会上的互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5.侠客岛:11座城市、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整合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困难定位在什么地方?

郑永年:主要是行政上的障碍。早期处于简单扩张型发展阶段时,大家自身都有发展空间,也都搞地方保护主义,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美国也是如此。但现在简单扩张已经饱和,大家都面临困境,所以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为什么三地的市场没法完全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病因。

这需要很多细节探索。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们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赴港高铁,但是签证仍然是问题。欧盟有个申根签证,签完基本可以去欧盟所有地区,我们要不要研究借鉴?

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看上去不容易,但是欧盟内部有26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整合的?三个海关怎么协调、省掉一遍遍通中间关节?在这里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而不再分内资、外资,一视同仁?

甚至法律,欧盟内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但障碍也不多。这都是很先进的做法,要学习。

细节会真正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是“一国”了,就要更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不同的制度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制度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可能转变成优势。这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比如前面说到香港高校质量不错数量也多,但是招生都招不满,临近的广东却好学校不够多,这就很浪费。能不能整合香港和大陆的科技、弄一个大平台?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2016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团队分成几个组,分别研究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教育资源、科技市场整合的问题,因为这都需要细致的技术操作。

最重要的是,市场要起决定作用。不要规定某个城市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应该是市场形成的。深圳的科技就在向东莞转移,因为土地贵了。

政府可以规定不要污染,可以去做好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法治的规则均等,比如劳动力、公共服务的自由流动。其他的则要让市场去决定。这应该成为共识。

采写/公子无忌

来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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