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会影响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吗？

发布时间：2020年3月4日

摘要：

疫情对于跨境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分为实质冲击和心理冲击。其中，实质冲击是指疫情增加断供风险，促使企业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心理冲击则是指疫情防控期间国内政策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影响营商环境和市场信心。

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活动，因此应该从中长期角度观察疫情对于中国跨境双向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影响。从非典经验来看，疫情过后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先升后降、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大幅下降，显示中国制造业转移正在悄然发生。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位置不仅没有出现下降，反而出现量和质的较大提升，表现为:制造业进出口规模以及在全球市场份额大幅增加,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规模在全球占比明显上升,增加值口径的贸易顺差与总值口径的贸易顺差比例大幅下降,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明显上升,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明显上升。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提升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改革开放红利释放,工业体系门类齐全,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配套完备,劳动力质量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梯度转移纵深较大,外商投资质量进一步提高。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重新引发了社会各界担心。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叠加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影响，以及国内经济结构处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趋势将会进一步显现。但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维持甚至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迎接世界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世卫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NCP）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表示，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抛开道德层面的指责，如果仅从经济层面来讲，疫情会不会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包括外商来华制造业投资减少，以及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增加），影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疫情对跨境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

产业链与供应链不完全相同。所谓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所谓供应链，则是指由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组成的链状结构，其连接了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运输、加工制造、分销直至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二者主要区别在于，供应链是从供应角度考察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产业链则是从产业角度出发，涉及的是不同产业的产品（具体可参考图表1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示意图）。

借鉴服务贸易的概念[1]，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以通过商业存在的方式（包括外资企业在境内生产、对外进出口或在境内销售；内资在境外生产、对外进出口或在当地销售）和跨境交付的方式（内资企业在境内生产、对外进出口）联系起来。采用类似的思路，德意志银行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按照国民原则，利用中美两国进出口数据以及跨国公司经营数据，测算得出美国从中国获得的商业净利益在2016年由负转正，并在2017年增加至203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销售快速增长，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增长缓慢[2]。以下，我们从非典时期的一个案例入手，从跨境直接投资的角度分析疫情对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影响。

非典时期的松下危机

2003年非典（SARS）时期，日本松下集团在中国国内有43个生产据点和10家公司，共有职工5万余人。在疫情爆发之前，松下原计划2005年把中国的生产、销售额提升至1万亿日元，分别占其整体销售额和国外所办企业销售额的1/7和1/3。为此，松下把研究开发部门也搬到了中国。但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松下的计划。

2003年4月之后，北京成为非典疫情的重灾区。4月8日至15日，位于中关村大厦的松下电器研究开发（中国）有限公司决定临时休业一周，等到没有员工感染后才重新上班。因为非典影响，中日双方之间的人员往来大多数处于中断状态。由于日方技术人员不便来华，导致一些重大研发项目被迫搁浅。部分进口零件渠道也受到影响。5月17日，松下两间工厂因为5名职工感染了非典被迫停产。松下停产的消息很快被日本媒体传到国内。日本国内甚至有人借此煽动日企从中国抽出一部分力量到其他国家[3]。

从以上案例可见，疫情主要通过投资、贸易和心理渠道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影响。

投资渠道：疫情增加断供风险→促使企业全球多元化布局

从经济效益来看，依靠单一供应商集中生产供应固然可以降低供应链成本，但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供应链中断风险也在增加。一旦突发事件影响上游供应商的生产，那么供应链下游企业的生产计划会因此被打乱，甚至可能出现由于一个零部件断供而导致企业完全停工现象。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供应链核心企业会加快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减少对单一供应商或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因此，从投资渠道来看，疫情促使企业多元化布局的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

贸易渠道：国内经济活动停顿→促使外贸进出口订单转移

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生产活动停顿叠加物流受阻，对外贸进出口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受疫情影响的外贸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向境外合作方出具不可抗力证明避免追责，但由于疫情发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境外合作方可能因此选择其他国家进口商品。这不仅会导致外贸企业在当期遭受无法交货的出口损失，而且也会对企业未来的外贸订单造成影响。另外，由于中国中间品进出口规模占比较高，因此疫情也会通过贸易渠道对其他国家的生产活动造成影响。

心理渠道：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营商环境和市场信心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应对过程中，应急响应迟缓、应对措施不当都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信心造成影响。

关于政府对非典疫情的处理是否增加了政策风险，2003年德意志银行对29家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各跨国公司以4月20日中国开始“一日一报”、及时公开各地疫情信息为拐点，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复：4月20日之前的回答中有58%的公司认为中国政府对非典疫情的处理隐含政策风险；4月20日之后的回答中只有33%的公司仍然认为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4]。调查结果变化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疫情透明负责的态度，提振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与非典疫情相比，在此次疫情的应对过程中，政府启动较早也更有经验，但仍然暴露出中国在公共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

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物价上涨、就业减少、资本外流等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市场信心。考虑到疫情对市场信心的影响以及外国投资者对于疫情可能再度出现的预期，Lee等人（2004）分别测算了非典疫情在经济增长和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的暂时冲击和持久冲击。测算结果显示，2003年非典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接近40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GDP增速的影响是-1.05个百分点，净资本流出规模占GDP比重约为0.3%。长期来看，受国家风险溢价（country risk premium）上升影响，非典疫情对中国GDP增速的影响以及净资本流出规模占GDP比重分别扩大至-2.34%和0.8%[5] 。

非典之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地位不降反升

非典之后中国跨境双向制造业直接投资的中长期变化

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影响投资决策的基本因素是市场、劳动力成本等长期因素。疫情爆发属于突发事件，短期内会影响商务出行、减缓项目进度，推迟外商投资洽谈，但这些因素对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有限。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第三季度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环比减少41.9%，但之后便开始反弹。即使在常年流感高发的春、冬季，外商直接投资也并没有出现规律性的减少。

而从中长期视角，可以观察到非典之后中国跨境直接投资发生了以下变化：

制造业使用外资规模变化较小，但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滑明显。从投资规模来看，2003至2011年期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增长不降反增，从369亿增至521亿美元，年均增长4.4%。2012年之后才见顶回落，到2018年降至412亿美元，较2003年仍高出了11.5%。但是，从投资占比来看， 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为30.5%，较2003年下降了39个百分点（见图表2）。同期，制造业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例由2003年的28.5%降至2018年的1.3%（见图表3）。

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较快，但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下滑明显，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依然维持低位。从投资规模来看，2018年制造业对外投资净额为191亿美元（2016和2017年规模稍大，分别为290亿和295亿美元），远高于2003年的6亿美元，年均增长25.6%。但是，从投资占比来看， 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为13.4%，较2003年下降了8.5个百分点（见图表4）。同期，制造业对外投资金额占国内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为0.6%（2016和2017年占比略高于1%），较2003年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见图表5）。

制造业直接投资维持净流入，但顺差规模下降较多。如上所述，2003年以来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总体变化较小，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规模则在不断扩大，2018年制造业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为221亿美元，较2003年下降了39.2%（见图表6）。

外企在中国外贸进出口中的份额先升后降。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外贸进出口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国进口和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56.2%和54.8%。2005至2006年期间，外企在中国进出口规模中的占比达到高点，之后开始持续下降。2019年，外企在中国进、出口中的占比分别降至41.3%和38.7%，其在贸易顺差中的占比也由2003年的33%降至2019年的25.6%（见图表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是受非典疫情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在非典疫情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仍有明显增长，而对外投资绝对规模一直相对较小。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变化没有阻挡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上升。

非典之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有量与质的提升

制造业进出口规模以及在全球市场份额大幅增加。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外贸进口规模从0.41万亿美元增加至2.55万亿美元，在全球进口占比由4.4%上升至10.3%；制造业进口规模由0.23万亿美元增加至2.14万亿美元，在全球进口占比由2.1%上升至5.3%（见图表8）。同期，中国外贸出口金额由0.45万亿美元增加至2.66万亿美元，在全球出口占比由4.8%上升至10.6%；制造业出口规模由0.25万亿美元增加至2.49万亿美元，在全球出口占比由2.8%上升至9.2%（见图表9）。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在186个国家和地区中，33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国，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6]。另外，从图表10也可以看出，2003至2018年期间，主要贸易伙伴国自中国进口金额占本国总进口比例均出现明显上升，表明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规模在全球占比明显上升。按照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的广义经济分类法（BEC），我们将国际贸易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从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2018年，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出口额合计占进出口总额的84%，较2003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其中，进口额占比下降了2.7个百分点，出口额占比上升了13个百分点（见图表11）。这显示中国在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同时，逐渐从依赖外部投入，转向对外输出供应能力，产业进一步升级。从全球占比来看，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三类商品进出口规模占全球同类商品进出口规模的比重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额占比分别上升了7.8、2.1和3.1个百分点，出口额占比则分别上升了7.1、15.2和7.6个百分点（见图表12）。

增加值口径的贸易顺差与总值口径的贸易顺差比例大幅下降。随着中间产品贸易占比日趋上升，使用总值口径核算一国贸易规模存在重复核算问题。以iPhone手机为例，根据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报告《iPhone手机如何增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2009年在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出厂价为178.97美元，全部计入中国出口总值，但实际上中国工人组装零部件仅贡献了6.5美元，在制造成本中占3.6%[7]。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的增加值贸易数据， 2005至2015年期间中国增加值口径的贸易顺差几乎始终低于总值口径的贸易顺差，2015年增加值口径占总值口径贸易顺差的比例由2005年的95.0%降至51.5%（见图表13）。

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明显上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可以用来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真实收益情况。根据OECD的数据，2005至2016年期间，中国出口商品中国内附加值率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增幅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见图表14）。从制造业细分行业来看，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上升幅度最大，约为15个百分点（见图表15）。此外，从中国加工贸易的增值率看（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1），2019年为76.3%，较2003年上升了27.9个百分点（见图表16）。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明显上升。以R&D投入强度为标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可以分为研发高度密集型和中度密集型行业[8]。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Board）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20》报告显示，在研发高度密集型行业中，中国的增加值份额由2003年的6%上升至2018年的21%，仅次于美国的市场份额（见图表17）；在研发中度密集型行业中，中国的增加值份额由2003年的7%上升至2018年的26%，在全球产出中占比最高（见图表18）。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提升是受多种因素影响

改革开放红利释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加速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在享受世贸组织成员间贸易自由化成果的同时，中国在国内市场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以兑现入世承诺，例如修订外贸法规、取消贸易经营权限制、削减关税、开放服务市场、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这些制度性红利为深入推进开放型经济，实现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更高层次融合提供了有力保障。如从中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看，2001至2003年平均为8.2%，略高于2004至2018年的7.8%，这主要反映了“入世”之初开放制度红利的集中释放。但2018年，中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为10.7%，仍较2003年高出约1个百分点（见图表19）。

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当前中国建立起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见图表20），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占居世界第一[9]。这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总得分由2016年的63.1分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77.9分，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较上年提升15位[10]。根据OECD的数据，2018年中国FDI限制指数为0.251，较2003年下降了55.7%（见图表21）。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2019年，中国经济自由度较2003年有所提升，这主要得益于知识产权、政府诚信和贸易自由三个分项指标改善明显（见图表22）。

基础设施配套完备。在交通运输方面，世界银行提出的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是根据参评各国货物运输难易程度和国内、国际层面物流发展现状综合评价得出的指标，我们利用该指标反映各国的交通运输状况。由图表23可以看出，中国的交通运输状况良好，2018年中国物流绩效指数在全球位居第26名，优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在通讯能力方面，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比例不断攀升，且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泰国和越南等国（见图表24）。

劳动力质量结构不断优化。近年来，随着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见图表25）。但相较于劳动力成本而言，劳动力质量提升对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社会经济核算表（SEA）根据劳动力技能水平结构统计了高、中、低技能劳动力按工作小时和工资水平的占比数据。由图表26可以看出，中国中、高技能劳动力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占比均有所上升。

产业梯度转移纵深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机遇，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图表27）。而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集聚于此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外移趋势。中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见图表28），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优势明显，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以富士康为例，2010年该企业深圳员工“14连跳事件”将其推向了舆论风口。迫于社会压力并减少经营成本的考虑，2010年6月30日富士康与郑州市草签协议，正式迈出内迁第一步。随后，富士康又向四川成都（2010）、广西南宁（2011）、湖南衡阳（2011）、山西晋城（2011）、贵州贵阳（2013）等地转移生产项目。通过在区域间进行产业转移，富士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也为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科技园、实现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外商投资质量进一步提高。商务部数据显示，新批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从2003年的130万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339万美元，1亿美元以上外资项目数量达834个，同比增长了15.8%。201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660亿元，同比增长25.6%，占比达28.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44.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68.4%）。另外，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量以及设立的研发中心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8月份，世界500强公司中已经有约490家在华投资[11]。截至2018年底，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也已经超过2,000家[12]。如前述日本松下集团，自1978年进入中国已有四十多年，从最初向中国市场提供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产品，迄今经营活动已涉及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物流等多个方面。再如微软公司，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现已是它在美国本土以外机构设置最完备、业务布局最全面、研发投入最大的国家之一。

新冠疫情对制造业转移的影响可能更大但风险总体可控

新冠疫情爆发重新引发社会各界的担心

2019年12月9日，武汉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由于病毒传染性较强，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多个国家出现疫情。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1月23日武汉发布封城公告，随后中国内地各省市区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交通管制，延迟企业复工时间，推迟学校开学时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并取消了往来中国航线。

受疫情冲击影响，航运市场需求受到明显压制。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先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延续了2019年9月份以来的跌势，2020年2月10日BDI指数下跌至411点，为近4年以来的低点水平。今年1月份航空运输市场出现负增长，当月完成运输总周转量同比下降4.9%，其中国内航线下降7.6%，国际航线下降0.2%[13]。

湖北省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也是全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受疫情影响，在湖北甚至全国范围内建厂的多家车企一再延迟复工，叠加人员流动限制、物流受阻等因素，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汽车零部件供应不足。以现代汽车为例，随着中国业务的快速发展，该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巨大产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急剧增长。由于现代汽车的线束（wiring harnesses）配件绝大部分从中国进口，而此次疫情爆发导致来自中国的线束配件出现中断。2月4日，现代汽车被迫宣布，将暂停在其最大的制造业基地韩国的生产。这也让该公司成为中国境外第一家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生产的汽车制造商[14]。

除了汽车之外，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还包括电子产业。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苹果供应链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苹果公司200家主要供应商中，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供应商共有41家，占比超过20%[15]。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内供应商复工时间推迟，并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苹果及其供应链的中国业务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据Nikkei Asian Review的报道，苹果的4,500万对AirPods生产可能会陷入困境，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将AirPods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一方面是因为越南政府暂时禁止中国公民入境，另一方面则因为组装所需的许多零部件仍在中国生产[16]。

在此次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发展替代能力，减少对单一供应商和市场的过度依赖，或许是这些企业分散供应链风险的一个选项。

当前形势与非典时期相比有所变化

中国既是利用外资大国也是资本输出大国。2003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为535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则仅为29亿美元。2015年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连续三年超过外商直接投资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9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2018年中国是第二大外资流入经济体，流入量为1,390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2018年中国也是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投资额为1,300亿美元（见图表29）。从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净流入（含撤资）数据来看，2015年以来中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已经出现趋势性减少。2015至2019年期间直接投资净流入均值为441亿美元，较2000至2014年的均值水平下降了62%（见图表30）。

综合成本上升推动制造业转移。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本国区位优势逐步弱化，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有所放缓，同时国内企业也在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2012年以来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明显。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2008至2017年期间，中国就业人员实际工资上涨了8.2%，明显快于越南、印度等国（见图表31）。随着土地、能源、环境等约束趋紧，外企在华生存压力加大。此外，2008年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后，以往针对外资企业采用的诸如降低税率、定期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已被逐步取消。由于新税法的优惠导向转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因而投资制造业的外企能够享受的税收优惠减少很多。在此背景下，成本寻求型企业开始重新选择寻求价值洼地，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其供应链生产环节。

中美经贸摩擦增加投资不确定性。2018年中美经贸冲突爆发，两国经贸紧张局势给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跨境直接投资。商务部口径的统计显示，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1,381亿美元，同比增长2.4%；对外直接投资流出1,106亿美元，减少8.2%（见图表32）。而国际收支口径的统计显示，2019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含撤资）1,567亿美元，减少23.0%；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含撤资）976亿美元，减少1.1%（见图表33）。2019年2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正在推迟在华投资，近20%的企业正通过在中国境外寻找零部件和/或装配来调整供应链。在已经或者计划向中国境外转移产能的受访者中，有40%选择将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产能转移地。虽然该比例较2018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但亚洲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产能转移的首选目的地。

经济结构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投资主导转向了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3年的35%上升至2019年的58%（见图表34）。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较2003年上升了20个百分点（见图表35）。此外，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加快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步伐，通过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东道国的市场需求相结合，有效推动了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

新冠疫情带来的风险总体可控

制造业对外转移本就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自然结果。一方面，随着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对于资金（包括外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中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内部来看，低端制造业吸引外资优势减弱，而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和占比上升（见图表36），本身也是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经过程。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企业而存在）对于外资的大规模利用，也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支撑，进一步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吸引外资优势。

制造业转移加速并不意味中国外贸地位会动摇。近年来，外企在中国外贸进出口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内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随着贸易经营权放开，逐渐崛起成为外贸主力军。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份额达到42.7%，首次超过了外企的39.8%（见图表37）。按照贸易方式划分，2003至2019年期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由55%持续下降至29%，一般贸易出口占比则由42%上升至58%（见图表38）。相反，由于中国在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方向开始更多转向服务国内市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销售额（包括商品和服务）为3,553亿美元，在当地销售占比83%，高于2000至2008年期间当地销售占比均值72%[17] 。

制造业转移加速并不意味整体外商投资会减少。从产业分布来看，我国FDI中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吸引FDI的步伐加快，2018年FDI中第三产业占比为63.6%，远高于2003年的24.9%（见图表39）。从行业分布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明显下降，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行业（见图表40）。2020年正式落地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对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重点强化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未来随着服务业进一步开放，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升，中国仍会吸引大量外资流入。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中西部地区具备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近年来流入外资比例虽有所增加，但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的产业转移空间。此外，从FDI、ODI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占比情况来看，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2016年，中国FDI、ODI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分别为2.8%和3.8%，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分别为9.4%和7.9%（见图表41）。相比较而言，FDI可以提升的空间更大。

中国制造业外迁并不意味制造业会回流美国。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就提出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为此推出税改方案，鼓励跨国公司将业务搬回美国。虽然有些企业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将部分制造产能回迁至美国，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制造业回流趋势。截至2019年底，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8.5%，较上年回落了0.1个百分点，较奥巴马任内的平均值低了0.3个百分点，为过去八十年来最低；2019年第三季度，（折年率季调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11.0%，较上年回落了0.3个百分点，较奥巴马任内的平均值低了0.8个百分点，更是创下了战后以来的新低（见图表42）。另外，2019年8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企业会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市场，即使向外转移投资，更多企业也是选择搬到其它地区，选择搬回美国的企业占比较2018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见图表43）。

主要结论及建议

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主要看一国经济的中长期基本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更是一个结构性的慢变量。对于疫情对制造业产能转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分析上，要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将疫情导致对外经贸人员往来的暂时停滞，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长期调整；二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主要归咎于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而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三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简单等同于该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总体地位的变化。

从非典的经验来看，疫情过后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先升后降、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跨境直接投资净流入规模大幅下降，显示中国制造业转移正在悄然发生。但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量和质的较大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也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驱动，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很难讲是非典的直接后果。

短期看，新冠疫情会暂时冲击市场信心和营商环境，对外商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不良影响，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一定的压力。但如前所述，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除非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改变了经济基本面。

况且，疫情并非中国的专利。自2007年颁布《国际卫生条例》以来，世卫组织宣布了六次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前五次均非因中国而起[18]。在中国发生新冠疫情的同时，从2019年9月底起至今，美国估计已有超过2,600万民众感染流感病毒，超过25万人因为流感和并发症而入院治疗，因流感致死人数已经超过1.4万[19]。世卫组织2月21日发出警告：全球阻击疫情形势急迫，遏制病毒的机会窗口在“缩小”[20]。美国疾控中心也发出呼吁，要求美国各地做好迎接新冠疫情的准备。而在疫情考验面前，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强有力的防控举措有效减缓了疫情蔓延速度，凸显了体制优势。2月24日，世卫组织专家在京表示：全球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21]。

中长期看，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叠加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影响，以及国内经济结构处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转移趋势将会进一步显现（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也仍将发生）。但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维持甚至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在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要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两手硬，在防控疫情蔓延的同时推动有序复产复工。要适时退出疫情时期的战时管理措施，避免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常态化。要防止借“稳经济”为名行“强刺激”之实，延缓必要的经济调整，加剧结构扭曲。

此外，为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包括但不限于：（1）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加快创新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发挥集聚优势，巩固和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2）进一步按照“放管服”的要求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特别是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延缓制造业外迁的速度；（3）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有序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引导国内价值投资理念形成，促进制造业公司治理水平提高；（4）认真总结汲取经验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 服务贸易的四种形式：（1）跨境交付：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方的领土内，向另一成员方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在中国境内通过电信、邮政、计算机网络等手段实现对境外的外国消费者的服务；（2）境外消费：指服务提供者在一成员方的领土内，向来自另一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中国公民在其他中国短期居留期间，享受国外的医疗服务；（3）商业存在：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另一成员方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在后者领土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外国服务类企业在中国设立公司为中国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4）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的身份进入另一成员方的领土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某外国律师作为外国律师事务所的驻华代表到中国境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2] 搜狐, https://www.sohu.com/a/241039858_463913,2018年6月。

[3] 新浪,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30521/1028342883.shtml,2003年5月21日。

[4] 德意志银行报告非典对外国在华投资不产生根本性影响[J].中国企业家.2003(06):119-120.

[5] Lee JW, McKibbin WJ. Estimat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osts of SARS [C]. Washington D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earning from SARS: Preparing for the Next Disease Outbreak—Workshop Summary,2004.

[6]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2019年7月。

[7] Yuqing Xing and Neal Deter(2010).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I Working Paper.

[8] 研发高度密集型行业包括飞机制造业；药品；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计算机软件和科学研发。研发中度密集型行业包括化学品(不包括药品)；运输设备(不包括飞机)；电气和其他机械设备；信息技术服务和科学仪器。

[9]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921/c1001-31365403.html,2019年9月21日。

[10] World Bank,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china

[11]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21/c_1124903506.htm ,2019年8月21日。

[12] 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npc/c541/201902/061c546b82e745bb988389f90d346baa.shtml,2019年2月20日。

[13]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2/12/c_1125564216.htm ,2020年2月12日。

[14] 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95048,2020年2月5日。

[15] 每日经济, http://cn.dailyeconomic.com/tech/2019/03/23/2816.html, 2019年3月23日。

[16] KrASIA,https://kr-asia.com/apple-orders-for-45-million-airpods-at-risk-from-coronavirus,2020年2月7日。

[17] 张庆昌、蒋殿春、张宇.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为什么偏爱出口贸易？[J].经济学(季刊).20012(10):203-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