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部长:支持开放贸易和投资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部长史蒂文·乔博于3月中旬访问香港,推广澳大利亚与香港的贸易、旅游和投资合作。作为澳大利亚第五大投资来源地...
来源: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2018-04-13 09:15:49 A+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部长史蒂文·乔博于3月中旬访问香港,推广澳大利亚与香港的贸易、旅游和投资合作。作为澳大利亚第五大投资来源地和第六大出口目的地,香港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在香港期间,乔博部长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重要演讲,概述为什么澳大利亚是自由贸易的有力捍卫者,以及自由贸易一直是澳大利亚经济成功的内在原因。
 
以下是部长发言全文(翻译)。
 
这些天关于全球贸易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政策转变上。
 
但一定不要转移我们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注意力。正如我们在上周末澳大利亚主办历史性的东盟特别峰会时看到的那样,在2018年,国家间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自由化,进而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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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这个地区正在形成的众多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便可见一斑,比如本月签署的TPP-11,这是20多年来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投资协定。
 
在香港,澳大利亚正在深入讨论一项雄心勃勃的高质量协议,这表明我们促进开放的共同决心,这也符合传统基金会对我们世界经济自由第一的定位。
 
今天,我将提出反对保护主义和支持开放贸易和投资的理由。
 
保护主义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它破坏财富,既不能带来其支持者所宣称的繁荣,也不能带来稳定。
 
保护主义有一种肤浅的吸引力,许多国家的确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过保护主义政策。
 
但保护主义只会降低而不会提升生活水平。
 
由于国内消费者不得已要为同类产品支付更多费用,因此消费能力最弱的人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那些依赖进口原材料或部件的企业要付出双倍代价,无论是在制造业、食品生产、采矿业、运输业还是其他行业。
保护主义阻碍了经济增长。
 
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本月所说,“贸易战是一场逐底竞争,它让我们所有人更穷,让我们的公民的选择和机会更少。”
 
尽管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19世纪晚期经济还是呈增长态势。
 
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的大量增长和资本积累。
 
相比之下,全球化是一项极其成功的政策,它被一个又一个国家政府和社会所接受也是情理之中。
 
国际贸易和商业畅通无阻,使我们所有人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长项上。
 
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所本月报告显示,贸易成功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
 
在过去20年中,澳大利亚电视机和计算机的价格下降了91%。
 
同样,按实际价值计算,汽车比1997年便宜了21%。
 
今天澳洲航空公司飞往香港的机票比20年前降低了65%。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是一套强大的、让全球化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制度和体制。
 
我们可以反思全球化是否让每个人都得到了好处,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解释其中的复杂性,以及如何最好地补偿或重新培训那些掉队的人。
 
毫无疑问,政治上这个问题肯定是棘手的。
 
在世界各地,政府未能带领人民赶上这趟车的例子比比皆是。
 
人们感到害怕,因为当工厂停产,行业停运时,他们就失去了工作。
 
这不是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论点——这是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
 
经济繁荣不代表个人繁荣。
 
而国际社会显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建立能及时满足人民所需的教育体系和社会安全网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部分,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制定政策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关键部分。
 
因此,澳大利亚通过对世界开放实现了共同繁荣。在过去20年至2017年初,实际工资中位数上升了约50%。相比之下,同期美国的实际工资中位数增长了4.4%。
 
不过,贸易和投资创造财富的能力,已经一次次得到展现,这一点在香港表现得最为明显。
 
近来,许多人对世界贸易组织持批评态度,因为近年来达成重大多边贸易协定越发困难。
 
但事实是,本区域目前存在的这一强大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包括澳大利亚与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协定——创造了一个更为紧密和繁荣的区域经济体。
 
澳大利亚签署的全面、高质量和真正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非但没有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破坏世贸组织,反而是实现我们全球贸易自由化最终目标的切实步骤。
 
其他机构也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开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二十国集团这些都是重要的区域和全球机构,我们在这些机构中共同努力,找到共同的目标,以便我们能够改善区域和全球贸易的环境。
 
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这些经济因素是一个优点。这么说不是因为我喜欢规章制度。
 
恰恰相反,作为坚决支持精简政府的人,我同政府其他成员一样,对取消无用或多余的规定感到自豪。
 
但这些规则又的确有用,因为在全球体系中,规则的反面就是混乱。
 
澳大利亚是严重依赖贸易的经济体,且不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之列。因此,能规避不确定性且能让企业做出长期投资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对我们来说利害攸关。
 
全球贸易体系绝不是多余的——它每天都在让世界更为繁荣,它不仅仅造福中国、越南或者秘鲁的人民,更是造福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民。
 
世贸组织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充当一个双边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我们希望不断完善世贸组织,而非将其终结。我们鼓励所有大国在现有规则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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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全球化织就出的网更加紧密。
 
数字连接着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生产地,每一个经济区。
 
出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简单轻松,也从来没有这么多公民和国家享受过轻松出行的快乐。
 
全球供应链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们有利于某个经济体、某一特定产品或商业模式,而是因为当今全球化模式具有创造繁荣的巨大潜力。
 
全球供应链不是某种外来威胁,而是国内生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和能源方面。
 
它对生产力增长、创新和创造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人们所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新前沿——正在迅速改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了创造性破坏,但我们决不能把它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自动化,而不是全球化。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这些力量正在不断加速和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从根本上重塑全球供应链。随着机器取代工人,这甚至可能意味着出于资本成本的考虑,更多的制造业转移回到成熟的终端市场。
 
因为在谈论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时,投资者会更愿意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到稳定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这些市场经济的主权风险较低,而且法治完善。简单来说,就是企业主自然想把昂贵的机器人放在灯光明亮的地方。
 
在我看来,政策制定者应该理性接受而非抵制这些力量。
 
政府可以发挥作用,确保自动化对某些部门最初的负面影响,可以被新领域中创造的利益和就业及贸易的增加所抵消。
 
正因如此,特恩布尔政府在先进国防制造业部门才投入了如此之多的资金,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并使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澳大利亚企业有机会出口。
 
自由贸易不仅是澳大利亚本周或本月才提出的观点,而是过去三、四十年来我们都在坚持的事情。
 
我们不仅说到了,而且还做到了在国内进行改革。澳大利亚多年来的经济成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任何类似的发达经济体恐怕都不敢说他们的成就可与我们相媲美。
 
我们已实现连续27年经济增长。
 
这个成果不是统计错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你看一下澳大利亚过去一个世纪的生活水平,你就会看清一件事,那就是开放的价值和重要性。
 
在20世纪之交,至少从人均GDP来看,刚刚形成联邦制的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之一。
 
位于世界底部的六个英国殖民地,即如今的澳大利亚各州,是以贸易起家。
 
当然它们也是不得已,因为国内市场很小,没有贸易就很难创造财富。
 
尽管如此,在1913年,澳大利亚的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稍微领先于新西兰。
 
但回顾20世纪1901年到1980年代的历史,澳大利亚渐渐走上了一条漫长的下坡路。
 
羊毛、小麦和矿业出口是我们早期的主要出口产品,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汽车、纺织和重型机械等本地制造业。
 
几十年来,历届政府都在努力保护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员工众多的大型行业免受海外竞争的影响,以保护就业和生活水平。
 
然而,那个政策失败的时代只带来了越来越高的社会经济代价,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度受保护的经济演变成了公共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
 
也许更糟糕的是,扭曲的、高度管制和僵化的国民经济仍然承受着强烈的周期性压力,在应对像20世纪70年代油价上涨这样的外部冲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如果要找一组数据概括这一失败的政策,那就是我们人均GDP全球排名的缓慢下滑。
 
到1928年,我们在世界排名第四。1950年,我们的排名掉到了第七。到1980年,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已下降到世界第19位。
 
然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人对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终为两党所接受。
 
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改革,我国经济逐步开放,并迅速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
 
澳元的浮动、关税的大幅削减、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放松、国家竞争政策、从直接税向间接税的转变等等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大规模改革使澳大利亚企业面对更大的竞争。
 
当然,这些改革是困难的,花了很多年才生效。
 
但总的来说,多年的经济改革使我们面对的竞争越来越多。
 
保护主义的消除非但没有扼杀我们的国民经济,反而使它更加强大,改变了它的形态,并给它注入了新的动力。
 
新兴世界和地区正在形成,那些不再有意义的老工业确实消失了。
 
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或难以适应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兴服务行业工作。
 
对于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工业过渡方案,如纽卡斯尔钢铁厂和汽车部门,并承诺提供教育和培训,以帮助人们找到新的职业。
 
繁荣的红利就是澳大利亚经济变得更加灵活。
 
它打开了创新和变革的大门,创造了数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其中许多是在服务部门;在采矿业繁荣时期,则是在资源部门。
 
结果是,在2015年,即便矿业繁荣消退,我们仍然从世界第19位恢复过来——以人均GDP衡量,我们的国民财富位列全球第十。
 
当然,为开放的贸易投资规则站台的不只澳大利亚。
 
正如特恩布尔总理本周所言,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国家决定在美国撤出后支持TPP-11的决定,清楚地表明了全球改革承诺的持续力度。
 
我们和许多贸易伙伴也在其他协议上取得进展。
 
就在上个月,我与秘鲁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香港是一个完美的例子——长期以来,香港都是中国和全球经济之间的促进者和中间人。
 
更广泛地层面来说,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能证明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可以带来的好处。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孤立的地方,只关注自身,专注于自给自足——与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
 
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决定,应该算是自英国第一次工业化以来,或者也许是铁路改变了美国以来,最不寻常的国家变革。
 
这种变化绝对是好事——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中国大胆的经济改革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奇迹,也是一个人道主义奇迹。
 
美国通过对中国开放市场,也接纳并促进了中国的开放,而之前它对日本和韩国以及战后欧洲的开放也是如此。
 
简单地说,进入美国市场,加上美国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几十年来对我们地区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就我们而言,澳大利亚在2001年中国入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成为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作出了重大调整,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利。
 
今天,我们对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积极成员仍然持欢迎态度。
 
中国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事实上,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开放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缔结的质量最高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已经将开放的大门打得更开。
 
澳大利亚进入中国的机会比其他任何类似的经济体都要多。中国和澳大利亚本着合作精神和诚意执行了贸易协定。
 
我与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先生和他的同事,如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先生和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先生,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和密切合作。
 
我承诺与他们真诚合作,解决在任何成熟的经济关系中必然会不时出现的贸易和投资问题。
 
澳大利亚和中国经济关系的基础一直是资源和农业,这也是基于澳大利亚良好的声誉,因为对于该地区企业增长所需的能源和资源以及中国公民希望享受的高品质、清洁绿色的食品而言,澳大利亚历来都是绝对可靠的供应商。
 
中澳两国的贸易在一个比许多其他主要进口国都更为开放的环境中继续蓬勃发展,现在已涵盖我国的优质服务行业。
 
成果是巨大的。2016-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50亿澳元的历史新高。来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优秀中国学生也突破了18.5万人大关。两国双向旅游游客量达到近200万人次。
 
习近平主席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更多的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为澳大利亚公司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可能性。
 
我们期待中国继续其经济发展进程,并欢迎中国采取措施,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并根据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行事,饯行其贸易自由化的承诺,以造福中国人民和全世界。
 
李克强总理最近宣布,中国将在教育、卫生和金融服务方面开放,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新举措。
 
它将支撑我们加快服务贸易的步伐。
 
教育和旅游业已经起飞,澳大利亚完全有能力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而中澳旅游年这一由习近平主席和特恩布尔总理共同提出的倡议在去年取得的成功正非常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展望未来,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澳大利亚将参加2018年中国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次活动将使世界聚焦中国的对外开放议程。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获邀的国家,这证明了我们紧密的经济关系。
 
我个人很荣幸地收到邀请,当然我也接受了邀请。
 
我将率领澳大利商界资深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这也再次显示澳中两国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之密切。
 
澳大利亚还积极与中国合作,加强对澳大利亚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2016年12月,我们在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任命了第一位知识产权参赞,以加强我们政府间的合作。
 
这已经在加强执法和提升企业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认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主要中国电商企业正在与澳大利亚品牌所有者就品牌保护开展合作。这些平台为我们的优质出口产品提供了一条日益重要的市场渠道。
 
除中国之外,我们未来还有一份庞大的贸易谈判议程。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我们承诺将扩大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以涵盖更多贸易伙伴。
 
我们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包容的印度-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一个遵守一套共同的规则和规范的一体化区域。这套共同的规则和规范将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并将推动增长,创造就业。
 
女士们,先生们,在2018年,世界似乎已经有点开始向内收。
 
似乎全球保护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
 
但在全球贸易体系辉煌成的光芒照耀之下,你会发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外衣实则褴褛不堪。
 
2018年的今天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保护主义都将把经济发展逼入死胡同。
 
人们说那些忘记过去错误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保护主义必须加以反对,而且必须反对成功,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原因。
 
但我相信,保护主义最终不会得逞。
 
与此同时,巩固成功的关键,首先是我们不进行报复。这很难。但事实是: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东盟峰会上所说的那样,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在以牙还牙的贸易战中都将遭受损失。
 
正如《外交政策白皮书》明确指出的那样,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符合我们所有国家的利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
 
战略竞争不应造成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这点至关重要。
 
我们鼓励所有大国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
 
第二,我们必须更新世贸组织议程。
 
如果我们要继续推动变革,我们就需要在数字贸易、投资和边界问题上做出努力。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消除长期以来阻碍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因素。
 
第三,我们应继续积极落实自贸协定议程。
 
第四,我们都需要关注公平问题和收益分配问题。
 
随着人们看到这些协议带来的好处,他们在未来会更加支持这些协议。
 
各国政府都有责任尽其所能,帮助那些受到改革负面影响的国家在不断演变的经济中实现转型,但保护主义是必须避免的致命错误。
 
最后,我们需要一再重申开放的理由。
 
我们应该尽可能争取支持,特别是青年人的支持。
 
他们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知道这是最好的路。
 
他们是本能的全球主义者,如果用自由贸易在经济和人道主义上的成就武装他们,他们将成为当前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最强大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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