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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谭海鸣
招商银行研究院
副总经理
普华永道老友
谭海鸣先生，先后任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货币政策二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务院研究室。2016年任人民银行货政二司汇率政策处处长，2018年加入招商银行。
著有《通胀预期与货币政策》，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经济金融论文。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特邀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汇率政策、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宏观经济和区域金融规划等。
老友 · 访谈录
全球通胀升温迹象越来越明显，美国国债利率出现大幅上涨。为抵御通货膨胀及防范资本外流的风险，已有多个国家的央行宣布加息。2021年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如何?
谭海鸣
人民币汇率（通常指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决定”。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人民币汇率一方面取决于以美元指数为代表的全球其他主要货币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外经济增长、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强弱对比。
从国外因素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形势是美强欧弱，同时美国国债利率上行速度快于欧洲，因此美元指数由弱转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应走弱。从国内因素看，虽然今年各种经济同比增速指标因为去年基数低的原因看上去很好，但从2020-2021两年平均的名义GDP增速来看还是一个逐渐下行的态势。名义GDP增速就相当于全社会的平均收益率，这个指标下降，对外资的吸引力就相应下降。
从贸易、金融市场利率上来看也是如此。去年我们的出口大超预期，今年随着其他国家供应链恢复，再加上美国施加的各种摩擦因素，我国出口是一个由强转弱的过程；中美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也在收窄。上述因素都对人民币汇率有一个弱化的效应。
因此，总体看今年的人民币汇率是先强后弱。不过，大家也不必担心人民币贬值太多，因为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相对美欧日的优势是明显的，我们产业升级的进程本身也是顺应全球人民对物美价廉的基建和工业品强劲需求的，人民币币值稳定是有“实力锚”的。
全球通胀升温，我们将面临哪些影响和机遇？
谭海鸣
目前全球通胀依然温和，升温的是通胀预期，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债收益率飙升，其他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背后的原因，一是去年的低基数效应，二是今年全球经济走出疫情影响明显复苏拉高通胀。
总的来看，代表性的美国通胀水平会是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在二季度将达到3%左右，但三四季度将会回落至2.5%左右。由于美联储已经改用平均通胀目标制，通胀率的短暂上升不会对其货币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国通胀率也有一个先上后下的过程，其中CPI总体水平温和，PPI上行幅度较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通胀目标是3%，而全年通胀很难达到这一水平，因此通胀的上行也不会影响我国的货币政策。通胀上行，尤其是PPI上行，对企业盈利水平有显著提振作用，周期性行业将有较大的表现机会。通胀先上后下的过程，对应的是债券收益率先上后下的过程，如果把握好二季度的拐点，也会有不错的收益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是如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谭海鸣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人民币现在已经是SDR篮子货币之一，而加入SDR篮子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可自由使用”。在实践上，这主要是指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国际银行负债、国际债务证券、外汇交易、跨境支付，以及贸易融资中的占比。
目前，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排名第三，在跨境支付中排名第五，其余的排名都在七八名开外，还不能算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不过，现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非常快，外资投资我国债市股市的积极性也很高。2020年外资净增持境内债券规模1861亿美元，较2019年底增加了57.2%。
当前，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外汇储备充足，外汇管理和跨境人民币业务管理政策稳步放开，跨境结算和清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日趋坚实，步伐将更加稳健。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里的现实障碍或需要攻克的难题有哪些？
谭海鸣
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类似电商平台的竞争，存在“赢家通吃”的效应。在这方面，美元处于天然垄断地位。欧元也有内在的优势，因为欧元区已经一体化，区内的跨境交易，实际上等同于我们的国内交易。
人民币要与之竞争，就要打造好两支“锚”：一是币值稳定，二是使用便利。也就是说，要在细节上耐心打磨，努力提高货币的内在价值，以及国际使用的便利性。用服务业的通行语境来说，就是“提高产品价值”与“提升客户体验”。近年来，我国产业界先后在家用电器、智能手机、5G、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实现了对国外的比学赶超，过去的一年又在防疫物资和“宅经济”相关物资上大卖全球，出口增长势头之快，完全冲破了贸易战和疫情的阴霾。
人民币的内在价值已经开始树立起来。下一步就是通过做好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的具体工作，把人民币内在的价值传递出去，首先可以是东亚和东南亚近邻地区，然后是“一带一路”沿线，再者就是欧美发达国家。而要要做好这些传递工作，最终就是要使得货币的跨境支付和交易像在国内一样便利，一样有吸引力。
在过去多年发展中，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是怎样将三地金融业深度融合落到实处？
谭海鸣
金融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历史上，港澳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具有门户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以来，国家一直把香港和澳门作为金融开放政策的“首发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点心债、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沪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认、债券通等创新性业务都是从港澳开始起步的。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一直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对金融合作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规划和安排，具体内容包括放宽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的条件、放宽各类金融机构跨境业务范围、进一步畅通人民币在深港之间的流通渠道。
2020年5月14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大力推进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在促进企业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提升个人跨境汇款便利化水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跨境金融支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创新发展金融科技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方面有哪些先发优势？
谭海鸣
粤港澳大湾区内，深圳具有拥有创新驱动的先发优势，香港具有金融服务的国际化和制度优势，在大湾区内形成“科技＋金融”的双轮驱动。中国的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腾讯）均已经将总部或部分部门落户深圳，金融科技引导的金融业态变革极有可能首先在粤港澳大湾区产生。
同时，大湾区发展在数字货币研究、监管科技、量化投资平台、网络安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表现出了领先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落户深圳，并率先在深圳开展了数字货币使用试点。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第2，仅次于东京-横滨；华为连续第3年位居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人排行榜首位，OPPO和平安分别位列第5位和第8位。
粤港澳大湾区基于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技术优势，可积极利用深圳金融科技龙头企业、香港金融制度优势和创新人才优势，聚焦金融科技创新。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推进区块链、数字货币等金融科技领域的先行探索，促进金融科技高速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还缺乏哪些方面的协助或驱动因素？
谭海鸣
粤港澳大湾区横跨三个关税区，有三种货币，内地和港澳实施不同的法律制度。在完善营商环境过程当中仍存在若干现实的问题。
一是要素自由流通的创新机制有待完善。由于粤港澳三地在法制环境、会计制度、业务经营范围、企业信用信息、财税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相关的资信讯息、政策宣介、交流平台等金融服务配套设施相对不足，尚不能做到信息充分交流共享，需要加强相关平台建设。
二是支持性政策落地实施的细则供应不足。未来，政策细则的供给可由目前监管为主，逐渐发展成行业自律为主，通过集体协商、个案推进、风险评估、扩大试点等方式，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政策形成机制，自下而上的提供政策的落地细则。
企业可以怎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平台走出去？
谭海鸣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珠江西岸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优势传统农业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带，重点推进汽车制造、家电制造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东岸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形，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沿海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为主的生态环保型重化产业带。企业首先要主动融入大湾区的产业链，在强链补链过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形成护城河，锻造国际竞争力。
有了竞争力，就可以用好国家的支持性政策，借助大湾区便利的交通和商贸基础设施，让产品行销全球。在产品走出去的基础上，投资也可以走出去。现在大湾区支持政策中，对于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提供了便利的跨境资金流动渠道，商务部门和龙头物流企业也在境外设立了众多产业园，吸引境内企业到境外去投资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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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大老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