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上山下乡”移民新政对技术移民偏远地区意味着什么？

文章导读：

【澳移民政策新政：削减总量鼓励“上山下乡”】

【偏远地区大势所趋下技术移民无奈的选择？】

【偏远地区发展机遇：是否真的不如悉尼墨尔本等？】

【位置偏不等于商机远——偏远地区后发优势在何方？】

从2017年4月澳洲联邦政府取消457工作签证至本月公布2019联邦预算案，过去两年中，澳洲移民政策正在经历一系列重大调整，改革方向及政策着力点已初现雏形。

本月，财长Josh Frydenberg在他上任后的第一次预算案演讲中确认，政府已决定削减永久移民上限，自2019-2020财年开始，永久移民配额将从每年19万减少到16万，未来四年内将累计减少12万个永久移民配额，以减轻对澳大利亚主要城市的压力，同时“更好地管理人口增长”。

在削减移民总量同时，澳洲政府将引入两个新的签证类别，并计划在五年内斥资5000万澳元，鼓励技术移民在偏远地区定居工作。

从今年11月开始，现有的187和489签证，将被偏远地区技术工作（临时）签证和偏远地区雇主担保技术（临时）签证所取代，两种新签证将允许技术移民在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五年，但需要至少在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满三年，才可申请永久居民签证（绿卡）。2022年，政府将为偏远地区引入新的永久居民签证。

此外，政府还计划设立9400万澳元的奖学金鼓励国内学生和留学生去偏远地区就读。一旦该计划付诸实施，未来一段时期，每年约1000多名优秀的本地和国际留学生有望获得人均15,000澳元的偏远地区奖学金。详见《新移民政策敲定：边远地区技术移民住满三年才可申请绿卡》

不难看出，“削减总量”和“鼓励上山下乡去偏远地区”已成为联邦政府移民政策改革的两条主线。

政策变迁的两条主线后面，折射出澳大利亚经济生活中几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及由此引发的担忧：

一方面，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交通正在变得越发拥挤，道路通勤、基础设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民众不满时有出现。详见《澳华财经在线》早前报道《逃离北上广全世界都在发生澳洲人口从大城市流出》

另一方面，偏远地区尤其人口负增长地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较以往更加强烈。

也正因此，在“削减总量”和“鼓励上山下乡“ 的两条政策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

削减总量意味着取得绿卡的难度增加，但政府同时开放“上山下乡”移民大门，额外增加偏远地区签证23,000个——其中雇主担保签证将有9000个名额，而州和领地提名将有14,000个名额。

这意味着，未来在偏远地区定居数年的技术移民人数将增加两倍多。

关于新的“上山下乡签证”，目前还没有见到正式的细则，政府决意推出的新签证，是机会，还是围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偏远地区大势所趋下技术移民无奈的选择？

5月18号大选在即，移民话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尽管相较于自由党联盟和反对党工党各自推行的其它政策，移民政策可称之为受大选影响最小的一项政策之一。

莫里森政府和反对党工党在今年选举前都对各自的人口政策相当重视。去年10月，澳洲工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写信给总理莫里森，呼吁制定一份两大党派都认可的人口蓝图，重点关注未来移民率、基础设施不足和生活质量问题。

比尔·肖顿建议在财政部下设立独立的工作组，成员名单由现政府和反对党一起商定，然后两者达成一系列建议，包括设定年度移民数量、基础设施需求以及提供保健和教育服务。

工党还在另一项重要的人口政策上与联盟党政府保持了一致，表示支持将新移民引向偏远地区的政策。

澳洲的两大党派中，工党历来是倾向于对移民政策更宽松的党派。每年19万的新永久移民目标，即由前工党政府设定。上一次大选（2016年）前肖顿自称是“大澳洲”人口政策的支持者，不会给澳洲人口设定上限。

但去年肖顿开始发出控制移民人数和赞成向偏远地区引入更多移民的“喊话”，标志着肖顿领导下的工党移民政策的转变。

进入今年，自由党和工党接二连三地在诸多议题上展开了论战，却唯独没有在削减永久移民和向偏远地区引入更多移民的问题上针锋相对。

选民的意见变化，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趋于一致的最大原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一项调查显示，因担心城市过度拥挤及房价超出承受能力，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反对引入更多移民。澳大利亚人口研究所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74％的选民表示澳洲不需要更多移民。

去年，Newspoll民调发现56％的选民认为现有的每年19万移民上限过高。

2018年底，新州州长Gladys Berejiklian亦在人口和移民问题上发声，她明确表示虽然她本人是移民的女儿，并不反对移民，但现在是时候踩下刹车，让新州的移民水平回到合理水准。她希望新州每年净海外移民数量减少50％，回到霍华德政府时代每年约4.5万人的水平。

这位通过民选产生的新州首个女性州长多次公开表示，悉尼西部地区在交通、卫生及教育等方面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新州政府正在努力建造数量远超既往任何时期的更多的道路、铁轨、学校和医院，即便如此也难以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不过，即使被这样的“失控”问题所困扰，无论联盟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不倾向于对现有移民总额进行大刀阔斧式的削减，尽管有议员和团体主张立即将19万的永久移民数量减至一半。

除上述主要城市交通通勤拥挤、人口呈现负增长地区经济发展对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更为强烈原因之外，在澳大利亚中长期移民政策考量因素中，老龄化问题亦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

在本月澳联邦预算案发布前夕，议会预算办公室（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分析了老龄化对政府预算的影响，整体预测是，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未来十年老龄化对澳经济影响将比过去更大。

议会预算办公室认为移民可对冲部分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一个现实是——澳洲新移民平均年龄低于本国平均年龄，新移民带来的育龄人口比例增加也将提高出生率，有助减缓澳整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即使只从短期影响考虑，移民率骤然降低的可能性也并不大。

澳统计局数据显示，如除去人口增长因素，去年三、四季度，澳大利亚经济分别减少了0.1％和0.2％。

换言之，澳洲GDP实际上已陷入了人均衰退的状态。

这似乎印证了近年来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澳洲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拉动的。

事实上，过去数年间，澳洲人口增长中六成来自移民。

因此，一个合乎现实的选择是，适度下调移民数量，同时努力将移民引入偏远地区，这样既不会对经济“撤火”过猛，又遏制了悉尼和墨尔本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交通拥挤等问题，同时支持了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也许就是澳联邦政府推行“上山下乡实验田”政策背后重要理由和逻辑。

澳大利亚北领地

偏远地区发展机遇：是否真的不如悉尼墨尔本等？

去年8月，时任澳公民部长Alan Tudge表示，2018财年澳洲引入了11.2万技术移民，其中87％选择在墨尔本和悉尼定居。

很明显，新移民更喜欢大城市。

如何引导这些新移民前往不太受欢迎的偏远地区，并确保他们生活在那里？

政策制定者显然在设计上已对这两张新签证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

同样是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Alan Tudge表示，在偏远地区工作生活期满三年申请绿卡的签证持有人，需要通过澳洲税务局（ATO）提供三年的纳税证明，同时还需提供电费账单等以证实工作居住在某地。如果偏远地区工作签证持有人转赴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和珀斯工作，就有失去签证、被迫离开澳洲的风险。

那么，对于考虑寻求这一途径的潜在移民来说，这张“绑定”三年居住期限和绿卡的签证，是否值得考虑？

对此，社会上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和看法。

一种观点是偏远地区很难吸引到新移民，经济相对落后、商业氛围和就业机会也和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相错甚远。此外，颇为重要的是，技术移民无不希望下一代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而在他们十分看重的当地教育环境和条件方面，偏远地区目前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和预期。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移民新政下，新技术移民即便被动到偏远地区居住生活，但最终获取身份后选择长期留下的比例应该不高，这部分群体对当地经济一定带来贡献，但能否持续值得斟酌。

另外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偏远地区整体条件虽然比不上大城市，但相比之下，人才尤其专业人才更为短缺，正因此，恰恰为新移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2018年6月，《澳华财经在线》记者在北领地省会达尔文参加“一带一路“研讨会期间，和当地一位事业颇为成功的本地华裔聊天，不经意间问这位当地华裔朋友，事业做得这么好，为何不考虑到悉尼或者墨尔本发展，这位华人朋友的回答是，”中国有句俗话，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达尔文这座城市，华人不是很多，尤其是对中国国情商业文化和商务环境真正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我在方面就可以有更多机会扮演和发挥重要角色。“

达尔文当地这位华裔一番令人深思的话语表明，更多的事业和发展机会，是靠移民自己的专长和努力创造出来的。

对于在澳发展的机遇话题，本网《澳华财经在线》也曾有过一场热烈的内部讨论，本网观点认为，偏远地区对于新移民而言，无论居住还是工作，因为缺少对澳的整体了解，的确面临相当的挑战。但对于那些在澳洲完成留学、对澳大利亚本地以及中澳间合作有足够了解的留学生而言，可能孕育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事实上，目前中澳间经贸合作已从数十年前的矿产、能源向更多领域发散，农牧、乳业、酿酒、特色休闲食品等消费品领域展现的商机扑面而来，但这些商机，不是来自于悉尼、墨尔本一线城市，而是来自于相对偏远的城市。

很少人了解到的一个现实是，少数有远见的商业或投资移民，早在数年前即对偏远地区进行商业布局和投资，目前正在通过中澳间贸易悄无声息地闷声发大财。毫无疑问，随着这些偏远地区投资项目的持续发展，未来对深谙中澳两国的专业人才的需求会更加强烈。

移民新政下所谓的偏远地区，和传统概念上的“穷山恶水、蛮荒之地“有天壤之别。目前新州除了悉尼、纽卡索、卧龙岗以外的地区，均属偏远地区，昆州除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外，均属偏远地区，在维州和西澳，除了墨尔本大都市区和珀斯及周边地区以外，均属于偏远地区，而北领地和南澳，则全部属于偏远地区。

澳联邦政府移民新政给所谓的偏远地区带来了机遇，但问题核心在于，偏远地区如何充分利用新政的红利发展起来？

位置偏不等于商机远——偏远地区当挖掘后发优势所在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这两句被《增广贤文》收录的民间话语至今仍时常被提及。

对于澳大利亚偏远地区而言，何尝不是这样。

当然，需要的逻辑前提是，偏远地区能够为新移民提供发展机遇和条件。

偏远地区如何提升自身对新移民的吸引力？这一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

北大、清华客座教授、澳大利亚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会长、Richlink嘉富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锦桥2018年应邀出席北领地举办的一个中澳主题论坛做主题发言时，曾建议北领地这样的澳洲北部省份加强深化和中国的经贸往来，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合作和发展机遇，同时利用自身独特的综合资源优势、区域优势及投资、移民政策吸引海外投资机构和高净值投资人群，最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Monash大学Migration and Inclusion Centre和Welcoming Cities共同做过的一项研究发现，成功接纳移民的偏远地区需具备五个关键因素，其中四个为必要因素。

首先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发展规划。偏远地区当地雇主、服务提供者和社区团体应一起制定一个立足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能够给移民和现有居民带来明确预期的方案，方案最好能够充分利用州和联邦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为新移民计划争取配套资金。

其次，持续的就业保障。持续的就业可“加速”移民融入澳洲社会，并使长期定居成为可能。

第三，具有竞争力的公共住房、交通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是偏远地区吸引和确保移民长期定居的重要条件。

第四是偏远社区对移民的接纳文化。建立和维持这种接纳文化既可以减少移民与当地居民间的距离，降低移民被孤立的风险，同时还可以促进社区间交流并碰撞出更多商业机会。

Monash大学和Welcoming Cities的研究者指出，新移民有可能为偏远地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缓解对首府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压力。

然而实际上，由于基础设施、就业环境、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很少有偏远地区能够持续获得新移民青睐，而这将最终影响偏远地区移民计划的可持续性。

近期发布的联邦预算案中，政府计划推出的“加强社会凝聚力”项目和专项拨款给商界带来了新的希望。据悉，未来3年，1200多万拨款将被用于成立社区语言和多元文化资助项目，此外，联盟党政府还计划投入2260万元发展全国社区中心项目和成立全国青年中心项目，帮助新移民获取学习机会更好地融入澳洲社会。。

除此之外，联邦预算案中推出的千亿基建项目和拟将推出的城际铁路建设，从某种程度上将使大城市和偏远地区间的连接更为紧密。

与此同时，目前在悉尼、墨尔本等一线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也将使得愈来愈多的技术移民人群重新审视偏远地区的吸引力。

本网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首席评论员David Niu认为，如何确保新技术移民在选择的地区安心留下来，将是偏远地区政府和当地商业组织需要整体规划和考虑的一点。

“偏远地区商业机会的提高，无疑将增强其对技术移民的引力。但商业机遇的挖掘，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需要策略和眼光，尤其是国际化视野下对当地资源跨境整合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