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签证审批迎来“私有化”时代：顺风or逆风？

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12月9讯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澳洲的签证审批何时会“私有化”，但在联盟党主导的改革之下，这一步的最终实现并不遥远。

迄今为止，澳内政部已在新签证处理平台的设计和采购上斥资8000万澳元。两个私人财团正在争夺价值10亿澳元的合同，以建设和管理一个每年将为900万以上的申请人接收、处理申请和发放签证的平台。

内政部副部长马莉莎·戈莱特利（Malisa Golightly）上月在参议院的一次询问中说，新系统将帮助该部门更有效地处理签证申请，并提供“无缝的数字体验”。

澳洲并不是第一次将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私有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被视为一道“国门”的签证审批将要向私营公司开放，这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动？

“私有化”隐忧

尽管签证“私有化”已经推进多时，但关于这个问题的全国性争论从未停息。

内政部声称私有化将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但反对者担心，私有化也会带来重大风险。

西悉尼大学高级研究员Shanthi Robertson和博士生Marina Khan认为，移民控制私有化的风险已在商业化的移民拘留地，例如圣诞岛，显露出来。这些风险包括腐败、消费者保护问题以及签证系统公正性的损害。私营公司可能会故意减慢了难民签证的审批流程，使移民拘留中心羁押的人数更多、时间更长。

如今，移民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大生意，私营公司与政府签约，更多地参与组织和管理不同阶段的移民流程。

例如，美国和德国将管理签证申请、保护边境以及组织运送和拘留等流程私有化。在签证处理已经私有化的英国，国会议员和律师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担心签证处理承包商的不当行为和对弱势群体的剥削。

在国际上对政府服务进行“外包”的趋势下，澳大利亚于1996年首次尝试将移民拘留中心私有化，人们认为这是提高拘留事务效率的一种方法。

如今，签证私有化的许多论点都基于类似的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主张。从理论上讲，私营公司基于明确的经济诱因有望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它们的表现低于商定的标准，私营公司就有失去合同的风险。

但是，Shanthi Robertson和Marina Khan提出，在现实中，政府不仅很少对私营公司执行问责制，而且一些因素还使得表现欠佳的公司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目前还不清楚联盟党政府将如何对私营公司采取监督和监视措施。内政部声称，签证决策仍将受到政府的控制，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很少。

像难民拘留中心一样，私有化签证制度可能更容易受到腐败风险的影响。尽管严密的监管和监督似乎是防范这些风险的简便方法，但有效的监管却并非如此简单。

移民管理中的私营公司不仅是“经济参与者”，而且还成为议程制定、谈判和执行中的关键角色。这意味着大型跨国公司和联盟，例如澳大利亚签证处理联盟（Australian Visa Processing Consortium），可以通过游说、提供专业知识和政策咨询来影响监管框架。

公司的这种联合行为垄断了市场并消除了竞争。反过来，也使得政府过度依赖私营服务。例如，参与政府签证系统招标的公司包括埃森哲和甲骨文。据称，两者都涉嫌存在全球逃税行为，但是，由于政府对他们的服务的持续依赖，他们继续手握高额的政府合同。

2016年，澳洲全国人口普查遭到4次分布式阻断服务（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引发系统关闭40小时，造成数百万澳洲人无法上网登记。该系统的供应商为IBM。

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形容这一事故“完全可以预料，完全可以预见”。他说：“失误的主要责任在于IBM——我并不是要保护其他任何人。他们收了一大笔钱提供服务，却失败了。”他表示，赔偿应该“完全抵过”故障损失。据说澳统计局在这次故障中大约损失3000万澳元。

联邦政府网络安全顾问麦吉本在一份报告中说，人口普查故障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服务的信心。议会委员会调查报告《2016人口普查——信任问题》（The 2016 Census: Issues of Trust）指出，人口普查存在“重大、明显疏忽”，问题包括缺乏缓冲方案、IBM缺乏足够测试、对于这种“高风险”项目缺乏网络保护。

澳大利亚全国电子数据库“我的健康记录”（My Health Record）是政府投资20亿澳元建立的系统。持有Medicare卡的澳洲人可以自动生成个人在线健康记录，患者和医生可以将处方、过敏和医疗简要等医疗信息上传到他们的记录中，供医生访问。

2018年，出于对隐私的担忧，超过一百万澳大利亚人选择退出MyHealth。具有讽刺意味的是，MyHeath是由埃森哲提供的，埃森哲现在又是签证系统的两个竞标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