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6月25日上午，在澳大利亚新州议会Jubilee 会议厅里举行了一场中澳关系论坛。论坛主题为《中国崛起对国际格局所产生的影响》。主讲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前外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鲍勃.卡尔教授；新州立法院上议员、悉尼公共及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肖凯·莫索曼；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讲师陈明璐博士；以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澳研中心主任陈弘教授。论坛由悉尼公共及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澳大利亚上海同乡会协办支持。
经演讲者本人授权，译者将他们的演讲内容翻译成中文，以飨更多没有机会参加论坛的读者朋友。本文是对肖凯.莫索曼上议员在论坛上的演讲翻译，代表原作者观点。】
早上好！欢迎参加第三届中国主题论坛，论坛是由悉尼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SIPIA）的名义主办。作为主席，我希望这届论坛不但让你，也让一直为这个首届SIPIA论坛准备的我本人及我的团队一样获益良多。
进入议题之前，我要感谢这块土地的传统持有者，向他们从古至今的长老们表达敬意。我也欢迎每一位今天走进这个富有魅力的殿堂的嘉宾，来见证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立法院之一，以及它17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立法运作记载。
欢迎我们的演讲嘉宾。稍后我把讲台交给他们时，我再详细介绍他们。
今天我有幸请到悉尼科技大学的鲍勃.卡尔教授，悉尼大学陈明璐博士及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弘教授。我们也欢迎西悉尼大学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王腊宝教授，悉尼大学的Obeid荣退教授，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Bickerton 副教授。
今天到场的还有许多使领馆要员，能在这里欢迎中国、巴基斯坦、埃及、荷兰、挪威和斐济等国的外交使节们光临，我深感荣幸。
诚然，没有您的参加，这个论坛将不会有我所期望的成功。如能再借由澳大利亚华人媒体的能量，这个论坛的信息将可以远播给会场以外的全澳，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受众。
这里，我要感谢澳大利亚上海同乡会张智森会长，我是他的荣誉主席。感谢他和他的团队与以我为主席的SIPIA团队共同筹备这个活动。
我把这个论坛的主题定为“中国从贫困崛起到经济强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把话筒交给第一个演讲者之前，请允许我对这个论坛主题做一个简短的展开，以此抛砖引玉。
毫无疑问，今天这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引起了全球的极大关注。
过去70年来，特别是在过去40年中，中国发生的事情简直是惊人的。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人民解放。
下面我将引用一组足够让你惊讶的数字。
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使8亿中国人（相当澳大利亚总人口的30倍）摆脱贫困这样一个真实故事。你会惊叹如此成就。这一成就用“中国的崛起”这个词汇表述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汉学家卢西安.派伊（Lucian Pye）曾说过：“中国文明不仅仅是属于一个国家，他是抚育人类巨大潜力的摇篮。”
严格地说，今天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主导世界。早在大约1000年前，中国的宋王朝就曾经达到当时的人类发展高峰。这一点也许能让那些危言耸听者们内心稍感平衡。
中国宋代是当时全球最富有、技术最先进、城市化程度最高、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我相信，它大约拥有相当于当时世界GDP总量的80％。所以可以想象，现代中国如要复兴到当年的辉煌地位，达到他的预期潜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一度寥落到贫穷不堪的农耕国家如何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重新崛起?
1978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1800年至195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在下降。
中国基本上错过了那场曾使西方经济迅速成长，让西方成为世界主导的工业革命。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几乎看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迹象。
1949年，毛泽东发现自己接管的是一个被彻底蹂躏的国家，面临的是12年的抗战加内战的损毁，还有恶性通货膨胀。
当时，毛主席议程上最紧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新的行政架构来统筹督促迫切需要的国家重振。
然而，这次重组实践中的集体主义试验留下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暂时后果。后来成为一件有争议的政治遗产，为革命留下伤痕。
虽然中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学费，但它能够迅速越过逆境，战胜失败并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得益于它后来推进改革与重构过程中所呈现的智慧技巧及高速高效。
中共建国20周年后的1970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休斯（T.J. Hughes）对当时的中国情形感到非常困惑，他写道，这是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领土面积全球第三大的国家，但据取自1968年的各种独立估计，其人均年收入仅为85美元。
比较当时外部发展情况，更好像是在伤口上再撒把盐。正当中国还在继续苦苦挣扎的同时，香港和台湾经济却在蓬勃发展。
也许正是以上情况加上其他一些问题让中国领导人接受了放弃集体化农业的改革。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成功地推行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他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维逻辑指导下，中国成功地抓住他们所要的“老鼠”。
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邓小平把国家纳入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框架体系，并开放了金融体系。虽然只是试探性的，但在当时的确是创新。
工厂企业首次被允许保留一部分利润，尽管这些利润只是被限于一定的市场范围。然而此举成效非凡。
1999年，经济学家Thomas Rawski在 “国际期刊”发表文章指出：“无论中国的经济前景如何，毫无疑问，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收益，所有的经济指标包括收入、产出、出口、就业、生产力、寿命、身高和体重均呈上升趋势。”
如今，通过20多年深入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金融试验，中国GDP几乎赶上了美国，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为指标来衡量，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
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的GDP将来会是美国的两倍，你不应该感到惊讶。这个结论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路易博士，稍早在给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一个演讲中，通过一个简单计算所得出的：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有一天中国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么中国的GDP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路易博士说，这是可以实现的。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坛讨论的第三部分，即中国崛起对国际事务的影响。
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陈述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地位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将来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影响力。
显然中国不会满足于在一个其游戏规则有利于西方的现存世界秩序内运作。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西方设计的世界秩序里，包括全球金融体系，由西方大国控制的国际法律体系及贸易框架内，中国很难继续保持进一步上升崛起状态。
历史以来，中国一直渴望伟大。如果游戏规则继续偏向对手，那么这种伟大就无法完全实现。所以规则必须改变。
这里要问，中国是否必须改变规则？
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曾在澳大利亚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习的伟大之路》的文章，文中直白问道：中国到底想要什么？
琳达认为，中国希望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希望他的领土统一完整，并希望得到国际尊重，简而言之 - 中国希望实现他它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具体内容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一个繁荣、强大、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西方国家会允许中国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吗？我想不会。
西方世界既不会放弃现有的世界秩序，也不会放弃现存的全球金融体系、国际法律体系和全球贸易框架，因为这些体系让西方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施展潜力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改变现存规则，创造新的世界秩序，除非中国共产党愿意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完全屈服于全球市场经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另一个国家。
中国若要克服西方的意志，达成自己的成功，我认为，需要满足三个要素：包括需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速；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一个目前尚缺乏但可以管控的全球媒体。目前全球媒体及社交媒体引擎都在它的对手控制之中。阿拉伯世界已经见识过西方宣传卫星在操纵和误导信息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让阿拉伯世界陷入混乱而其结果是无数死亡和破坏。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能力阻止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但无法阻止其8亿多中产阶级的改革需求。而这正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
（英文原著者：肖凯.莫索曼，新州立法院上议员，新州工党党鞭，悉尼公共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本文代表原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