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之声》系列访谈 第三集： 复杂而敏感的澳中美三角关系
 

            

写在前面

   
过去40年里，全球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日益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对现存世界格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在中国崛起及全球大局势动荡背景下，过去2年里，澳大利亚发生了一场涉及广泛、影响深远的大辩论。围绕的主题是中国崛起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辩论双方在中国的崛起对澳大利亚到底是机遇还是威胁；崛起的中国是朋友还是对手等方面出现明显分歧。

   
让人关注的是，这场争论中出现了带有情绪色彩或以点概面的偏向描述或争论，有些人深陷其中，有些人饱受困惑。如不加以理性引导而任其偏离轨道，将会对澳大利亚未来的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及民众福祉带来不利影响。 

   
有鉴于此，悉尼科技大学的孙皖宁（Wanning Sun，https://www.uts.edu.au/staff/wanning.sun）和彼得.佛雷（Peter Fray，https://www.uts.edu.au/staff/peter.fray）两位教授一起，策划主持了名为《中间之声》的视频系列访谈节目（The Middle, https://the middleau.com/）。他们希望从中性中间的立场，客观学术的角度，对这场辩论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理性的审视，及深度的探究。他们把这场辩论有关的专家学者，或最有发言权事件的主角们请来，将所涉及的事件或问题客观地呈现出来，并一起分析探讨，希望读者听众基于客观完整的信息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正如两位教授在节目里解释的，这台节目之所以被称为《中间之声》，除了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人夹在中美之间，很多人陷入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辩论之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两位教授相信，从中庸哲学理念考虑，应该可以从这场激烈而分歧的辩论中，找出一条富有成效的中间路线。这正是两位教授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出发点及宗旨。

 

 

中间之声第三集：复杂而敏感的澳中美三角关系

   
背景介绍：本节目制作于2018年11月，那个时期，中美、中澳关系正处于非常动荡之中。首先，中美差一点在中国南海发生冲突。其后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得逊研究院（Hudson Institute）又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争议性演讲。舆论认为这个演讲等同于第二次冷战的宣言。显然，美国希望看到澳大利亚的表态，向其宣誓忠诚。 

   
在澳大利亚国内，大选迫在眉睫，联合党政府显然需要、想要并渴望得到华裔选民的选票。上任不久的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拜访了悉尼华人聚居之地好市围市 (Hurstville，属于联邦选区Banks)，承诺致力于增进澳中关系。然而，《澳大利亚人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旨在声援彭斯。与此同时，《中国日报》（中国国家级媒体）向澳大利亚与日本发出警告，告诫两者不要站在美国一边。 

   
美国总统宣告了对中国的贸易战，澳大利亚到底站在哪一边？本期节目主要讨论诸多纠葛的美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三边关系。主持人邀请了两位这方面的专家教授来到演播室探讨这些议题。 他们是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袁敬东（Jin dong Yuan）副教授，以及悉尼大学的约翰.凯（John Keane）教授。 
 

 

   

袁敬东长期致力于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而美中关系是他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彼得·佛雷问及，迈克·彭斯的演讲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袁敬东认为，澳大利亚的明智决策是对当前局势采取对冲措施。这是基于下面几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事实。首先，中国之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以及就业非常重要，这个是底线。第二，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澳大利亚在地缘上隶属于亚洲，其地理位置处于印度洋太平洋区域，而中国在这个地区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它正成为一个有力的强国。 第三，也就是问题的挑战所在，就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已经发展了70多年之久的牢固关系，其与美国的友谊与盟友关系非常牢固。一直以来，澳大利亚都是仰仗一个大国以维系其安全，因为仅仅靠它自己的力量无力维持，而且从人力角度来讲它也力不从心。所以，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澳大利亚如何平衡其经济利益与其他现实需要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已经变成堪培拉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孙皖宁教授指出，当前澳大利亚夹在中间的尴尬处境，让澳大利亚左右为难，以致政府的、外交的政策中有很多矛盾关注点。她想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实际事情可做，可以让澳大利亚走出这个困境？

   
袁敬东认为，澳大利亚所处的这种矛盾处境对政府来说当然非常具挑战性。他认为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访问好市围时发表的演讲，是政府正在慢慢渐进推行所谓澳中关系重置的一部分，而在之前的18个月里，所谓的外国干涉以及所有其他一些相关事情让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敌意与仇视日益升级。莫里森认可了华人社区一百多年来对澳大利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他也认可了中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地区稳定的重要性。总理在好市围发出的信号成了当前别扭怪异的澳中关系中一个甚受欢迎的插曲。 但是，如何在政策方面执行上述观点或如何去强化所谓的关系重置才是当前更大的挑战。 

   
袁敬东提出，澳大利亚过去的政府曾经非常成功地维持了这种十分微妙的三边关系，所以当下有几件事情堪培拉可以考虑实施。重要的是应该厘清澳大利亚处理其与美国或中国的关系时的最主要出发点，是考量澳大利亚的国家根本利益，即和平与繁荣。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应该成为任何特定政策的先决条件。

   
有时候政客们使用非常强烈的语言或陈述，看起来好像为了迎合或纵容美国人，好像要说明澳美联盟如此重要，以至于澳大利亚必须时不时地做出一些事情来表明心迹，希望表示我们仍然非常忠实于美国这个我们的老伙伴（即便是我们与中国的经济联络日益增强的背景下）。这种做法不是展开外交政策的正确方法。正确的出发点应该是澳大利亚的利益。我们应该问，什么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澳大利亚公民的安全，国土边境的安全以及经济繁荣。如果你把这三个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你就会发现澳美联盟即使是整体考量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也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实用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发展的基础应该就是这一点。

   
彼得·佛雷问袁敬东是否赞同现任政府（即本届联邦政府）限制中国华为公司的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各项措施，袁敬东表示，政府管理华为的方式有些欠妥，尽管政府可能有其合理的安全方面的忧虑。澳大利亚是一个时刻需要外国资本的国家，但处理华为的方式向潜在的外商投资者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你再看看英国与瑞典处理华为问题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我是说这两个国家已经准许华为营运了很长时间。你可以制定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这样你既保护了你的重大基础设施或安全设施，但同时仍然可以引入资金与技术，并延续澳中合作的框架，所有各方都可从中获益。这样你就两方面都兼顾了。

   
孙皖宁提起，有人说中国的国防开支相当巨大，但是我们不了解中国国防政策背后的真实意图，所以想请袁敬东解释一下中国国防开支的背后原因。同时也讨论一下在中美之间局势日益紧张的新形势下，澳大利亚国防开支背后的动机或驱动因素。

   
袁敬东指出，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的国防开支基本上一直在扩大。一方面是国防现代化是整体经济成长发展与财富创造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现在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数百万的中国人在海外工作，高达亿万美元的中国资金投入众多的外国，所以他们新的国防开支思路应该是加强保护其公民及其在海外经济利益的能力。除此之外，传统的国防优先思想，以及对海上领土安全的利益关注，例如在东海与南中国海，还要考虑台湾的未来（可能是统一，也可能是对外来强国的干涉做出反应），所有这些都要求有充足的而又合理的国防开支增长。过去三十甚至是四十年中，人们屡屡谈及中国两位数的国防开支增长，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国国防开支在其GDP中的百分比一直在下降。它现在不足百分之二。

   
尽管GDP增长迅速，但因为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还有保健、教育等等很多领域有公共支出的需求，还要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排放问题，所以，袁敬东认为，今后中国国防支出只能以有限的幅度增长。

   
关于澳大利亚的国防开支，主要是保护其海上与领土利益，同时还要承担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与美国军事联盟体系中的支持性义务，包括早期预警及监控，同时在网络领域包括电子战争与通信，以及那些澳大利亚比较专长的领域。为了支持印太联盟的整体战略，澳大利亚还要为美军部队提供设施与基地，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支出的主要去向，以及那些优先事项。

 

 

 

 
约翰·凯教授曾旅居欧洲很长一段时间，回到澳大利亚后，因为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尝试抱有热情，所以开始研究中国。约翰·凯非常关注125万不常在公开场合发出声音的华裔澳大利亚公民，现在却发觉，他们自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所谓的中国崛起与美国好斗的紧张气氛之中。

   
孙皖宁问约翰·凯，罗伊研究所 (Lowey Institute) 的理查德.麦克格莱格 （Richard McGregor）在其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声称彭斯希望与中国断离。如果美国和中国分道扬镳，澳大利亚该如何应对？ 

   
约翰·凯回答说，我们应该透过字面分析问题。这篇彭斯在哈得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有各种版本的解释，有些人说它等同于丘吉尔1946年的铁幕演说，我却认为这个讲法有点夸大其词。彭斯这么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悦美国国内听众。我认为它夸大其词，是因为他高估了美国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我长期以来致力研究并希望与公众分享的一个见解是：我们正在亲眼目睹见证美利坚帝国从高峰下挫，有许多迹象可以表证这一观点。所以彭斯这篇演讲与其说是一次夸耀力量的嘹亮宣言，倒不如说它很可能是一阵无力呻吟，或是一种虚张声势。

   
对于这点，彼得·佛雷回应约翰·凯道，《中国日报》发文说澳大利亚、美国及其盟友不应该出于不同的原因，卷起这次冷战式的偏执狂潮。在他看来，实际上这次的冷战偏执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臆想出来的。

   
约翰·凯表示，新冷战的讲法忽视了我们应该采用的实用主义选项。他表示认同袁敬东的对冲概念。他也认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应该采取一定程度的对冲，这是至关重要的举措。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强国，它富有、拥有多元文化，是亚太区的一个试验区等等，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领域、农业领域、投资领域及其它领域都有可以回旋拓展的余地。然而，在目前的澳大利亚政界，我们相当缺乏可以与美国人、中国人交往周旋而游刃有余的智慧策略。我们未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选项。

   
彼得·佛雷问，智慧周旋是将来的一个选项，那是不是也是目前的选项呢？目前没有很多证据表明我们能够智慧周旋。约翰·凯笑道，当然也是，尤其是在似乎有点僵持的当前状态下。 

   
谈及这点，约翰·凯补充道，当前澳大利亚官方的政治态度有一些反复多变。有时，澳大利亚政客们会发表与迈克.彭斯一模一样的观点。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则以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欢迎与中国结盟。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设置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像斯蒂文(Stephen Fitzgerald )在此前的这个节目中提出过的。约翰·凯表示，关于运用智慧去应对现实的实用主义思想方面，斯蒂文是一位倡导引领者。

   
彼得·佛雷向约翰·凯提出两个问题：1.联邦大选的确迫在眉睫，关于实用主义是否是澳大利亚立场比较受民众关注，这个是否为会成为大选争论主题？ 2.在大选后这种实用主义思想的走向会怎样？

   
约翰·凯认为，这个澳、中、美的议题以及我们地区的命运问题将继续发酵升级。这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现在正日益受到两个帝国的影响：一个是正在呈现衰落的迹象的美利坚帝国 – 而现在又有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帝国”。无论哪届政府，无论是现在还是明年2019年的新政府，都必须应对这个问题。 

约翰·凯表示不能同意有些人用过时的眼光看待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我们所在的地区本来就纷繁复杂，各个国家及其活力不同，各种行业发展动向不一，再加上人口和资本非常多样化，所以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角色，本质上必须对这个崛起中的新中华帝国与艰辛维持的美利坚帝国做出动态的重新平衡。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应该有选择的在如高等教育政策、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富有智慧的决策，还必须有在跨国机构中承担更大责任的战略。比如，由于阿博特总理及他的外交官们的努力，让我们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主动支持中国申请加入全面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这里的挑战之点是墨西哥与加拿大之间最近签署了贸易协定。美国禁止墨西哥与加拿大与非市场经济的大国发展合作关系。所以澳大利亚需要就此主动展开协商，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 

   
对于约翰·凯最近发布的那篇《一个世界两个帝国》的文章里表达了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孙婉宁问约翰凯：你为什么认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帝国？还有纵观过去历史上帝国演变模式，这两个帝国是不是最终会走向一场试图摧毁对方的战争？

   
约翰·凯对此解释道，本质上来讲，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大国，定义是其经济、政府、文化与军事力量可以伸展到远远超越其领土的范围。从约翰. 达尔文（John Darwin）的畅销书籍《帖木儿帝国之后》中我们知道，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很多曾经的帝国的典型结局就是很快走向消亡，而消亡的原因都是因为它们过度扩张。它们发展得过大, 以致无法头尾兼顾。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保持我们同美国及同中国关系的动态再平衡。像今天这样两个帝国同时具有全球性势力并互相纠缠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实际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不是大英帝国，是美利坚帝国。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因运而生，而且它还有一个竞争对手-苏联。 但美苏之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互相缠斗，那时候只是冷战。反而苏联解体后，现在的俄罗斯蠢蠢欲动，制造麻烦，涉足叙利亚，毒杀其反对者，各种举动不一而足，我们每天都面对这种新动态。

   
尽管中国国内不喜欢把自己看成一个帝国，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些中国建造的巨型项目，你去看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扮演的角色，再去看看第一批撤离利比亚的中国公民等等很多很多例子，你会觉察到某些规模非常大的事情正在悄然展开，而这就是我所说的帝国的含义。对澳大利亚国家、政界与公民而言，我认为我们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帝国？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总是会带来军事冲突，最终走向战争。我不认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条铁律。凭经验来讲也并不总是这样。关于这个目前还是尚早作出断言。我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行为。

   
我认为，中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帝国，才是一个对我们来说的大问题。我每天都在密切观察，从我收集的材料来看，我发现其表现纷繁复杂，一时无法得出结论。 在很多跨国机构中，中国严格遵守法治的规则，行为检点，堪称楷模。还有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他们在欧洲资金的帮助下建造大桥，是一个大型的贷款负债项目，而且他们也在杜布罗夫尼克的街头与警察联合巡逻。而在新疆，它动用非和平方式压制穆斯林。这些都表明有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在进行中，目前还不清楚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帝国。我们希望它像大英帝国一样行为谨慎。它的国内结构足够多元而需要维持政局稳定，所以它可以允许某些与中国国内的形势格格不入的事情发生。

   
本文是由节目制作者授权，根据英文版《中间之声》第三集的原版录音翻译、节选、综述而成。本文尽量表达反映录音/视频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原意。如您想确认原意或了解更详细信息，请点击如下链接查阅原版录音及视频资料：
 

· Podcast：https://themiddleau.com/episodes/episode-3-the-rule-of-three/

·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qB1coxLnk&list=RDi32ovOQdl0I&index=5

 

（文：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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