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国策与种族歧视现实
过去40年里，全球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日益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对现存世界格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在中国崛起及全球大局势动荡背景下，过去2年里，澳大利亚发生了一场涉及广泛、影响深远的大辩论。围绕的主题是中国崛起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辩论双方在中国的崛起对澳大利亚到底是机遇还是威胁；崛起的中国是朋友还是对手等方面出现明显分歧。
让人关注的是，这场争论中出现了带有情绪色彩或以点概面的偏向描述或争论，有些人深陷其中，有些人饱受困惑。如不加以理性引导而任其偏离轨道，将会对澳大利亚未来的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及民众福祉带来不利影响。
有鉴于此，悉尼科技大学的孙皖宁（Wanning Sun）和彼得.佛雷（Peter Fray ）两位教授一起，策划主持了名为《中间之声》的视频系列访谈节目。他们希望从中性中间的立场，客观学术的角度，对这场辩论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理性的审视，及深度的探究。他们把这场辩论有关的专家学者，或最有发言权事件的主角们请来，将所涉及的事件或问题客观地呈现出来，并一起分析探讨，希望读者听众基于客观完整的信息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正如两位教授在节目里解释的，这台节目之所以被称为《中间之声》，除了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人夹在中美之间，很多人陷入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辩论之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两位教授相信，从中庸哲学理念考虑，应该可以从这场激烈而分歧的辩论中，找出一条富有成效的中间路线。这正是两位教授制作这个系列节目的出发点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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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之声》系列访谈第5集：话说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与种族主义
《中间之声》系列访谈第5集：话说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与种族主义
本集宗旨及背景介绍
为什么在澳大利亚社会还是存在针对华裔的种族主义心态，如何用多元文化理念抵御化解之。
嘉宾简介及他们的研究兴趣
安德鲁·杰库博维兹教授（Andrew Jakubowicz），悉尼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家，关注研究多元文化事务近50年。
安德鲁教授介绍自己虽然没有中国血统，但他是一个有中华文化传承及与中国有许多渊源的澳大利亚人。他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结婚。他的父母是大屠杀幸存者，来澳之前曾在上海度过了战争年代并得以幸存。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听到这个好奇国度的许多故事。当他大约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关系的问题。长大成人后，一直参与多元文化主义研究。
罗介雍先生（Jieh-Yung Lo），华裔澳大利亚人，居住在墨尔本。社会学家，政策分析师，时评家，作家。长期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历史研究抱有兴趣。在当前关于中国的辩论中活跃发声。
罗介雍表示，最近几年，作为一个有中国血统及中国文化传承的人，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被夹在中间，夹在我来源的祖先文化及我居住的国土家园之间;我祖先传承是中国文化，而我的国土家园是澳大利亚。所以我很关注这场关于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并积极发声。
华人社区在种族辩论中为什么很少发声？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罗介雍指出，目前华人社区缺乏政治层面的参与度。除了华人自己的文化及性格原因，还有环境的原因。他告诉主持人，因为他公开表述了澳中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华裔澳大利亚人在外国影响和干涉辩论中的处境与角色问题，他受到许多不公平的指控，被冠以许多不同的帽子称谓，如共产党同情者，北京巨魔，中共傀儡，熊猫拥抱者，曾被骂不配做澳大利亚人，更有甚者还被指控为澳大利亚的叛徒。
他感到非常失望的是，澳籍华人仅仅是希望寻找中庸一点，温和一点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对华关系，就得到如此这类的责骂。
罗介雍指出，在这次关于外国势力影响及和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这个特殊问题上缺乏来自华人社区的声音。其背后的原因是当前的问题比18c这样的其他一些问题更加私人化，性质更加复杂多面。华人害怕上面我所受到的指责，害怕被戴上冠以我的那些大帽子，所以选择不发声。
罗介雍认为，对于这场触及中国影响和干涉问题的辩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发言表达想法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委，我们的社区需要有发言权，将我们的声音发出去，被听到。我们不能再默坐旁观了。
华人对种族主义的抵制历史
然而，尽管缺少公共发声，华人社区对种族歧视的抵抗始终存在。
安德鲁介绍，19世纪末，澳大利亚立国之时，华人人口相当庞大。许多澳大利亚华人以为，如果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将被承认为公民。然而他们却十分震惊地得知，澳大利亚政府将白澳政策列入了他们的第一部法案。这个立法强化限制了华人生存空间，也鼓励强化了反华情绪。这个法案的直接后果是此后的20年代，30年代，及40年代等时期华人人口不断下降。然而这个过程中的每一节点上，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的抵制一直存在。
而在白澳政策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一场反对墨尔本大学布莱尼（Blainey）教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攻击运动中，华人社区首次开始以政治方式组织起来。后来在对抗汉森的反移民斗争中，华人也非常团结并卓有成效。最后一次大反弹是2014年围绕S18C问题（右派势力以言论自由为名，试图取消反种族歧视法中限制种族歧视言论的S18C条款）的斗争。当时的华人社区与其他少数民族及澳大利亚主要政党形成联盟，十分活跃，最终击败了极右势力取消S18C的企图。
移民的人权与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基于另一群人的身体特征就认定他们是劣等的、存在危险或有威胁的。实际上，种族主义信奉，无论用什么方式以确保那些人被排除在外都是正确的，并用骚扰、嘲笑、侮辱、冒犯还有边缘化将这种思想付之实际行动。所以，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意见问题，还是一个行动实施问题，是实际上个人之间相互间做了什么。
安德鲁认为，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多元文化国家，在民主政治体制框架下，其政府应该坚定捍卫移民的人权，即使他们在很多方面与大多数人不同。
什么是无知种族主义
与有意识的种族主义不同的是，无知种族主义者其本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但其言论行为事实上造成了种族主义后果。
主持人问安德鲁，霍华德(John Howard)在他所撰写的一篇文章里所述：“中国可以利用其在澳大利亚的100万外籍人士来帮助他们发展该地区的影响力和权力。”这个算不算无知种族主义者？安德鲁认为，霍华德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活跃的种族主义者。他认为有些人与他们非常相似，共享澳大利亚人的精神价值。而其他人应该与他们一样，否则就应该垂下头，闭上嘴，如果那些人不甘愿这样，那就应该滚出这个国家。
澳大利亚人群种族主义倾向性分析
安德鲁介绍道，总的来说，在澳大利亚人口中，你可以说约15%的人相当偏激，他们的偏激趣味涉及广泛，他们会对任何事情产生偏见。
大约20%的人口思想比较开放，他们欢迎接纳多样性。然后，在这两者之间大约有65%的人口持有从轻度偏见到极度偏见的态度。
已有的调查表明，人们对其他特定种族群体的感情，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近疏远方面往往会发生变化。他们对偏见对象的关注度实际上取决于当时那个对象群体对他们的重要或相关程度。如果中国人处于新闻中心并且中国人被假定是威胁来源，那么他们的焦虑和愤怒将集中在中国人身上，但它可能会发生变化转移。在澳大利亚的情形是，开始时对印度人、中国人的愤怒和焦虑。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情绪很快就转移聚焦到了阿拉伯穆斯林身上。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情绪开始再次漂移，如果你住在墨尔本，你会发现，这种情绪现在是针对南苏丹人。
对于天空新闻主持人卡梅伦事件的看法
前一短时间，在曾经发生了澳大利亚天空新闻主持人罗斯·卡梅隆援引典型的澳大利亚白澳政策时期，美国和新西兰以及其他地方的反华情绪炽烈时代的侮辱性术语，即黄色的皮肤，倾斜的眼睛来描述华人的事件。事后，同样持右派观点的安德鲁·博尔特站出来为罗斯·卡梅隆辩解表示，罗斯·卡梅隆不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因为第一，他只是描述中国人的样子，以及第二，他还实际上在中国受指控的外国干扰问题上为中国说话。
对此，罗介雍指出，仅仅因为你帮中国说过公正话，并没有给你种族主义的权利许可。而那些术语 - 倾斜的眼睛，黄皮肤，有针对中国人的帝国主义，殖民者和种族主义内涵，所以澳大利亚天空新闻解雇他是一个合适的决定，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汉密尔顿的《无声入侵》里的主要论点来源于没有事实依据的推测
澳大利亚作家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在他的《无声入侵》一书中宣称，这个国家高达40％的澳籍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度要高于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度。
罗介雍质疑这个把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贴上统一标签的说法。他想弄清楚，汉密尔顿的说法背后，有否任何严谨的、大量的学术研究为支撑。如果是，他也很高兴纠正自己。
于是他联系了汉密尔顿，向他了解其论点是否有事实依据。汉密尔顿回应道，他是从与两三个华裔澳大利亚人朋友的谈话中获得了这些数据。汉密尔顿的原话是“不，这是我与几个朋友的对话，他们恰好了解华人社区，这些数字是基于他们的估计。”
汉密尔顿先生是个道德学教授，所以罗介雍感到这个回答听起来很荒谬，挺有讽刺性。
罗介雍指出，汉密尔顿是在告诉他，他有这样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认识40％的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成员。让我们假设华人社区有60万人，以这个60万乘以40%，等于25万人。哇塞，这三个人认识25万人，而且对这25万人了解非常深，以致能知道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忠诚度在哪里（一般澳大利亚人不公开谈论自己的政治倾向）？
把成分综错复杂的澳大利亚华人群体标记成同一色彩是非常荒谬的
罗介雍指出，任何了解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来源多方、成分多样、理念多元的社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差别相当大- 包括外交政策，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整个社区生硬地捆绑在一起下结论，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研究是非常轻率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没有学术研究的支撑，就去指责那么大一群人对澳大利亚不忠，这实在让人非常震惊。然而，这个偏见相当有毒害性。
从塔斯玛尼亚唐咏北的竞选中观察到的
罗介雍曾在墨尔本的莫纳什市担任过地方议员和副市长，他观察研究了前一时期塔斯马尼亚华裔唐咏北小姐竞选市议员事件。
罗介雍认为，当你把自己当作候选人时，你应该被仔细审查一切，包括你对市议会的，对你所希望代表的城市的愿景是什么，你围绕各种新兴问题，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等的政策举措是什么？这是他们唯一要问的东西。
媒体、选民对你提出这些问题是绝对必要的，也完全有权质疑，我相信唐小姐也很乐意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他们没有问过她对霍巴特作为一个城市的看法，也没有问如果她成功当选，她希望取得什么成果等选举有关问题。在唐小姐的问题上，媒体只之关心唐小姐与各个中国实体之间关系的许多问题，显然，这是对她的背景有针对性的、直接的攻击。甚至还有人在社区中通过在她的选举海报上画出“不要中国人”的字样作出攻击。
安德鲁之前在讨论澳大利亚新形式的仇外心理或种族主义的潜在崛起。而我从澳大利亚华人的角度，看到了一种新形式的仇外心理，虽然它比较于澳大利亚历史的早期阶段，那种用侮辱性词如“黄色”或“支那”等等称谓，没有那么强烈，但它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
罗介雍表示，外国干涉辩论让澳大利亚华人越来越不被信任了。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澳大利亚人华人像所有其他社区的人一样，希望寻求政治职位，寻求在企业界，媒体中更高的地位的话......但是现在因为这场辩论对我们的不信任越发显现，对此我们深为担忧。
仇外心理崛起与加剧和多元文化主义
而我们刚刚所描述的是一种病态民族主义。你知道，这种民族主义已经深陷病态，只聚焦于恐惧。目前，仇外谈话成为外界对澳大利亚的关注焦点，这恰恰是澳大利亚政府和包括媒体在内的其他澳大利亚机构的失败之处。认识到这一点有多重要，不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是因为真正的智慧是让你的人民信任你。安德鲁指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的关键问题是人权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人权的多元文化战略，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而言是一种福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就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权基础进行争论充满信心的国家是绝对至关重要。
外国软实力影响与移民的忠诚度问题
主持人问安德鲁，移民忠诚度的讨论对整个有关中国的辩论至关重要。中国实际上正在继续尽力确保那些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对其祖籍国的忠诚，而目前澳大利亚社会上正在形成这样的观念，如果你效忠中国，那么你一定对澳大利亚不忠。因此，这个“忠诚”争论已经变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中国的崛起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名学者，你这么看？
安德鲁指出，效忠外国问题是澳大利亚作为现代国家发展的核心，并非只是在当前的讨论中刚刚出现。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议员被逐出议会，因为他们没有适时的放弃与外国势力的任何可能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围绕效忠于英国王室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争斗。也存在一些犹太政治家与以色列的关系的问题，存在其他政治家与其他国家的潜在关系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独特的事情。
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印度政府等所有在澳大利亚有众多移民人口的其他政府，都试图与其海外侨民维持某种关系。事实上，在更为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有他的海外移民政策，有些国家做得更好，有些做得更糟，但其目的都是利用迁移出国的人口，在移民所至国家或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发挥软实力影响。
在安德鲁看来，很关键的是，我们要让在澳大利亚的190多个不同民族背景的，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够感受到并相信，我们的国家、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可以平等地保护他们，不论他们的种族背景如何。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目睹的，需要改善的紧张之处。安德鲁认为这种紧张局面决不会彻底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永远不会最终得到解决，但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并逐步改善。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多元文化移民国家，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强烈反种族主义并保护其公民的人权。
澳大利亚怎样使自己的公民免受软实力影响的同时不要把移民推向中国
罗介雍指出，就在澳大利亚对华人的忠诚度发生争论的时候，中国则告诉那些澳籍华人，当澳大利亚走向种族主义时，你能相信澳大利亚政府会保护你吗？如果澳大利亚变成种族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的力量可以保护你。
罗介雍认为，在这场辩论中，你试图不让澳大利亚人华人参与其中，这是从根本上帮了北京的忙，因为中国推行软实力方法是：海外华人是一个重要的实体，过去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请你们回来，我们为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所以，对于像澳大利亚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将我们这些移民社区边缘化，等于把我们推给了中国。
认可华人对澳大利亚的作用与贡献，信任、拥抱他们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支持多元文化包容和文化多样性。你知道，你看到一两个特定的事件，但这并不代表整个人群及所有澳大利亚人的看法。
罗介雍的观点是华人不但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潜力可以成为澳大利亚（对中国也是如此）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软实力资源。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可以让这两个卓越的国家走得更近。
罗介雍认为，迄今为止的这场辩论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少有政治家、记者、评论员和学者认可华裔澳大利亚人的贡献。改变这种情形的方法应该是，让我们的政治家，特别是高级部长和影子部长出来，实际上拥抱、认可华裔澳大利亚人的作用贡献，不仅仅停留于庆祝节日和吃饭，而是给我们一个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让我们参与决策会议，支持更多的华裔澳大利亚人参与政治、媒体、高层次的商业和学术界，而不是将我们边缘化和对我们保持怀疑。
本文是由节目制作者授权，根据英文版《中间之声》第5集的原版录音翻译、节选、综述而成。本文尽量表达反映录音/视频中主持人与嘉宾的原意。如您想确认原意或了解更详细信息，请点击如下链接查阅原版录音及视频资料：
（文：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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