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振兴经济的重任，从来都不应该单单落在央行的肩上。
储备银行行长史蒂文斯 (Glenn Stevens) 退休后第一个议息会议，由继任行长 Philip Lowe 主持，他出乎巿场预料地把息率维持在1厘半水平不变。因储银行长一职极其重要，在任时间较长，笔者且先把 Philip Lowe 的名字译作洛富利，日后读者会经常看到洛富利这个名字。
不同行长有不同风格，以往史蒂文斯会在议息声明中留一些暗示或尾巴，暗示下一轮减息的机会有多大，笔者还在揣摩洛富利的行文方法。不论如何，因应澳洲的通胀、零售巿道、房巿和就业数据，澳洲应该需要减息。
当然，美国联储局的加息决定亦很重要，还包括未澳洲房巿表现等等。有专家认为2016年澳元息率可维持在一厘半水平，2017年1厘25；至于笔者的观点，已于前文交待过。
各国央行压力巨大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央行所承受的压力愈来愈大，以美国联储局为首的央行行长在环球金融危机期间，曾获得不少赞誉，因为措施成功令世界经济逃过大萧条一劫。可是当政策来来去去都是减息和印钞买债券时，公众开始失去耐性；特别是长期的零息和负息政策，使各国感觉上开始踏入日本迷失二十年的覆辙。
以日本为例，十年期债券的孳息接近零； 一直备受关注的美国加息，又因为种种原因一再拖延，包括英国脱欧；澳洲的息率是历史新低，英伦银行的息率也创下三百年创行以来最低。
这一切都是前所未见的。
最近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批评联储局主席耶伦(Janet Yellen)因为政治原因保持低息。我们可以不管政治右翼的批评，但民众把长期低息的现象归咎于央行，确是事实，类以的批评也见于英国和德国的右翼政党。
振兴经济不应过度依赖央行
目前的低息环境到底是否央行一手造成？这并不容易回答，不过央行很保守，把目标通胀订得很低。
长期的低息环境使银行的生存很困难，因为银行通常利用长短息的差距来赚钱，现在在某些西方国家面临负利率，银行要向有信用的人士或公司放贷也不容易。长期低息和超宽松政策拖的时间愈长，所积累的弊端就愈大。
笔者与官方的政策顾问会面时不止一次讲过，澳洲和许多西方国家的问题，在于太过相信央行万能。澳洲必须摆脱对央行的依赖，依靠政府的行政权力来推动经济，包括展开痛苦的结构性改革。一言敝之，对抗衰退和通缩的重任，要重新落在政府身上。
民主政治是好，但也有问题。就是政府很擅长减税和增加开支，特别以刺激经济的名义作出的所谓临时措施，通常都是容易实施，不容易取消。幸而澳洲与香港一样，算是有量入为出的传统，国民普通支持政府保持预算盈余。刺激经济的花费要谨慎，特别不要重蹈派钱、太阳能发热板计划和校园维修计划的覆辙。联邦和各州政府邀请私人承包商在更大程度上共同参与基础建议，是杜绝大白象小白象的好方法，把官僚在规划当中所起的作用尽量缩小。
其实央行没有令世界失望，世界重要的央行都在尽其所能，期望尽快结束超宽松的状态；只是振兴经济的重任，从来都不应该单单落在央行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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